抗战时期陈启天“新国民”建设思想探析

"新国民"建设思想是陈启天"新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源起于应对民族危机、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陈启天从剖析国民性的弊端与危害入手,继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在陈启天的"新国民"建设思想中,国家主义意识的培育是其秉持的核心内涵。     

试论陈启天的民主宪政观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外的巨大压力下重提准备实施宪政的调子,引发了国统区一场颇具规模的宪政运动。陈启天作为青年党的重要成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宪政运动,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作为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成员之一,他以强烈的建国关怀和娴熟的历史感,运用中西宪政历史资源,试图走协助国民政府实施宪政的改良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的变化,其理想缺乏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其关于实施民主宪政的各种思考,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试论陈启天的民主宪政观

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在中外的巨大压力下重提准备实施宪政的调子,引发了国统区一场颇具规模的宪政运动。陈启天作为青年党的重要成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宪政运动,成为其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作为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成员之一,他以强烈的建国关怀和娴熟的历史感,运用中西宪政历史资源,试图走协助国民政府实施宪政的改良道路,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的变化,其理想缺乏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其关于实施民主宪政的各种思考,至今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新国家主义”与九一八事变后陈启天的抗日救国主张

1923年底陈启天揭櫫"新国家主义"的要旨在于建构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围绕这一主旨,陈启天一直倾力于建构国家主义理论与从事国家主义运动,成为中国青年党的要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启天对日主张作战;对内要求停止党争、取消"党治"以共赴国难;主张"抗日不忘铲共",批判国民性以指导"国民救亡运动"。其抗日救国主张是延续和发展"新国家主义"的逻辑结果,不免意识形态之囿限。     

试析第二次王明路线的实质

抗战爆发后 ,王明立足于教条的“城市中心论”,在有关抗战形势、抗战道路、抗战战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左”倾观点。王明的“左”倾抗战观迎合了当时党内高涨的民族情绪 ,在 1937年 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多数通过 ,第二次王明路线上台。但是 ,以后 10个月的抗战实践 ,证明了王明抗战观是错误的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抗战时期的四川精神

抗战期间,四川地区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与大后方。四川尤其是重庆地区虽然遭到日军的重点轰炸,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仍呈现出历史上较为活跃兴旺的景象。八年抗战中,四川军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抵御外侮,共度时艰,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战,并由此而形成了“爱国”、“战斗”、“奉献”、“乐观”、“合作”的四川精神。     

关于“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

手边是篇“动态”,报道里涉及了“抗战文艺的分期问题”。——这里说的“分期”,实际指抗战文艺上、下限的划分。 有两种划分意见。一种,认为“‘九一八’是抗战文艺的上限”,因为“‘九一八’以后,一些作家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下限呢,没提;另一种,认为“抗日文艺和抗战文艺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抗战文艺就是抗战时期的文艺”,“上限     

抗战时期满族文学的地域文化坐标与国家认同表达

满族抗战文学,主要基于北京文化和东北文化两大地域文化坐标生发建立起来,形成了北京满族抗战文学（老舍抗战文学）与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的“双江并流”。北京自然地理的“适中性”,孕育了老舍温缓中正的抗战文学性格;北京的人文地理,尤其是“帝都”“古都”的皇城气象,以及稳妥守成、追求风雅的北京市民文化性格,被老舍艺术调用,成为制造国家叙述的独特资源。东北自然地理的“极端性”,模塑了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粗率刚直的精神性格;东北人文地理中“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俄日侵略史的某些印记,被东北满族作家悉心择取,成为促进抗战书写、活化（深化）国家叙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     

有关“抗战文艺运动”的一点感想

读茅盾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有点点感想。 《发端》涉及了抗战文艺运动形成的时限问题,其中有这样两句:“抗战以来,我们有抗战文艺作品,然而没有抗战文艺运动！”意思很清楚:在“展望”抗战文艺的当时,抗日战争虽早已全面展开,但抗战文艺运动却还没有形成,抗战文艺作品的出现,并不表明抗战文艺运动的“存在”。 对这一论断,《发端》有所解释。“所谓‘抗战文艺运动’,不是多出些文艺刊物,多发表些作品之谓,而是就现实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问题,问题的实际怎样,然后由此而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文艺工作者不会在心中浮起了‘我的工作     

“抗战通俗”:抗战文艺的“变格”叙事

抗战的严峻态势促使战时文艺工作者积极抛却成见,广泛汲取一切有益因子,借以最大程度地进行抗日宣传.于是通俗文艺也被纳入“抗战”叙事的洪流,并由此创生出崭新的“抗战通俗”类“变格”叙事.此类“变格”叙事不仅通过“叙事回避”达到了“叙事动员”的目的,而且更展现出了抗战文艺的多样风姿.     

“现代性“规范的调整——张恨水“抗战小说“新论

在五四新文学现代性规范的“压迫”之下,张恨水三、四十年代小说创作“转向”,由通俗文学的本土化 现代性规范向新文学的“抗战”主流现代性规范调整,“抗战小说”就是这一“转向”的产物。由于背离了张恨水的创 作个性,“抗战小说”存在着非统一性和文本分裂的缺陷。     

抗战时期江西特种教育述论

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特种教育,本是国民党用来对苏区进行“文化围剿”的利器。抗战军兴后,在“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感召下,特种教育的工作重心由“文化剿共”转变为“抗战救国”,这一时期的特种教育为抗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南天思乡情——萧红等三部记传性作品比较研究

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这一时期,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和与其相应的“东北流亡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间反日爱国意识最强的文学。它作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先声,曾引人注目,且备受青睐。到了“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以反日爱国为主旨的“东北流亡文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隶属东北流亡作家的“流亡者之歌”,在大时代的“抗战文艺”的交响乐中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联合政府”与美国对华政策——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反思之二

“联合政府”是抗战后期美国与国共两党三者之间交锋的一个关键问题。“联合政府”主张虽由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但却与美国抗战后期对华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美国曾在国共两党之间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并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五点协议。事实上抗战后期也确实出现过实现“联合政府”主张的内外部环境,但最终由于蒋介石政权的极力反对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霸权实质,导致了“联合政府”主张的失败。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风起于青萍之末:丘东平抗战小说的另类表达

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描绘炮火纷飞的战场，但不是对前线战事的简单实录；他的抗战小说渲染豪迈的英雄主题，但不是宣传流行的政治理念；他的抗战小说塑造英雄人物，但不是为了呈现“好”与“坏”、“勇敢”与“懦弱”等二元对立的命题。他的笔触锋芒超越了文学功利层面直指战争的本质和人物在战争语境下的复杂心理，描述战争给个体生命带来的摧残和人性的变异。在当时充满政治斗争气息的抗战文学格局中，丘东平的抗战小说显得别具一格和弥足珍贵。     

期刊视角：《七月》《希望》的“现实主义”行迹考叙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的需要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救亡”的抗战文化规范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 学重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和新生的使命。胡风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创办了《七月》这本文艺刊物,并在1944 年复刊时更名为 《希望》。《七月》与《希望》在抗战期间有效地发挥了“意识战线”的任务,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本文采用史料学研究方法,从 时代结构、多样化文体、理论的批判与建构三个方面由表及里,多方面考察分析《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的现实主义精神。     

“自卫抗战声明”析

国民党政府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及其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为史学界所忽视,即便论及,也大都持批评态度。本文从“自卫抗战声明”发布的背景、历史作用和该声明与中日“和谈”的关系等方面逐一作了论述,认为“自卫抗战声明”在抗战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的发表并不是为投降准备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