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兼评《红楼梦》书名的翻译

是<石头记>,还是<红楼梦>,其含义是很不一样的.这不仅是<红楼梦>这一名字的文雅、迷离,不似<石头记>的质朴、显露,更因为<红楼梦>一名契合了贯穿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如梦"的儒道哲学思考--与小说空、色、情这些主题架构相一致,从中不难看出,"梦"在语言和文化的所指和能指,远非类似把玩的"石头"所能比肩.     

日本文化对异文化的受容模式--以古典文学为中心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异文化的民族,通常是通过"拟似"、"驯化"、"创造"这一模式来受容异文化的.本文通过<怀风藻><万叶集><日本灵异记><三教指归><十住心论>等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对这一文化受容模式进行了具体的剖析.     

禅而无禅便是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哲学解读

在<论语>与<心经>的张力中,酝酿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儒家精神".因此,与其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儒道互补"的文化,毋宁说是一种"儒释互补"的文化更为符合事实."儒释"之间怎么能够"互补"呢?这就需要从<心经>的哲学解读开始.本文就是对此的一次尝试.     

论"学衡派"的学术文化理念

<学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刊物,是"五四"时期反对新文化运动最为有力的言论机构."学衡派"在抨击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在文化建设、教育实践和国故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衡派对传统文化"了解之同情"的学术心态和研究方法在民初整理国故的运动中独树一帜,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重要文化遗产,"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整体反思.     

"和合本"《圣经》中"罪"与"过"的误译

<圣经>是基督教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基石."罪感"文化贯穿整部<圣经>,在<圣经>中表述"罪"与"过"的语汇有很多.通过考察和对比"钦定本"中sin与transgression和"和合本"中"罪"与"过"等概念后发现,sin被译为"罪",而transgression被译为"过".这是一种误译.造成误译的原因是由于译经的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文字和文化缺乏必要的理解,并因此导致近100年来中文阅读者对<圣经>中"罪感"文化的误解.     

"覃怀文化"称谓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对焦作地区历史文化的称谓,曾出现了多种概括.本文针对"山阳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称谓,以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史实,从文化发生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军事地理环境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对焦作地区地域文化称谓的界定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讨论,以为还是以"覃怀文化"的称谓来界定焦作地区的历史文化为最佳的称谓.也只有"覃怀文化"的称谓,才能体现焦作地区丰厚的文化底蕴及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和丰富灿烂.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西之间:轴心时代文化转型的比较--以《周易》为透视文本

中国文化形态在轴心期发生了第一次大转型由神学文化形态转变为世俗文化形态.这次转型确立了作为人文主义精华的心学传统,这是今天现代化的宝贵精神资源;但同时也逐渐失落了作为"第一实体"的个体精神,这是与现代性相悖逆的.这次转型经过三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而<周易>文本正是其经典表征<易经>观念是其发端,<左传>筮例是其发展,<易传>思想是其完成.唯其如此,<周易>后来成为中国群经之首、百行之源.     

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

近代学者刘咸炘立意重修<宋史>,目的有二,一是表彰"宋学",二是中兴"蜀学".他之所谓宋学,主要是指浙东学术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一派的史学传统.刘氏认为,宋代蜀中史学大盛,元后而衰,清末民初"宋风"渐为复兴,重修<宋史>正得其时.     

论主编的栏目规划能力：以“人类学研究”名栏建设为例

结合教育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类学研究"名栏建设实际,围绕刊物的特色栏目或重点栏目,从栏目专题规划、栏目作者群的建构、栏目学术梯队的培育、栏目学术研究实体的建构四个方面探讨了主编的栏目规划能力,并就其能力的培养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措施.     

论对外开放度的度量

科学地评价一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从基本面、政策面和具体指标体系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江南文化与江南诗学笔谈

刘士林认为,北方话语哺育了中国民族的道德实践能力,而从江南话语中则开辟出这个以实用著称于世的古老民族的审美精神一脉。江南话语是中国诗性话语体系的一个专门执行审美功能的元叙事。要使江南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在当代世界中澄明出来,一种关于江南话语的语言本体论意识是惟一的桥梁。徐雁平认为,以学术和文学为特色的江南世家图景的绘制工作,才刚刚开始,它的展开与深入,必须建立在对清人诗文集和家谱族谱等文献的梳理排比基础之上。只有在注意到每个诗学世家的不同性(如海宁查氏、德清俞氏)的同时,又能以多视角观照问题,才能绘制出细节丰富的江南世家图景。朱逸宁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发展史上,晚唐五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江南出现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和人物,江南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从此开始取代北方成为中国诗性文化的象征。耿波认为,在明清时代的江南城市文化语境中,士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成了互利互惠的组织化。士人之间互通声气,互相援系,为了能在城市文化生产的逻辑中生存而结成了一个"共同体"。江南士人在城市文化语境中所产生的那种在张扬个体和"士志于道"的事业之间寻求调和的深微刻苦精神心态是城市文化中最富诗意的因素。江南士人的情性状态     

析受教育权平等

受教育权平等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入学机会的平等是受教育权平等的基本内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要求"平等对待"的平等。而在目前条件下,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是"标准的平等"和"标准面前的平等"。我国目前在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平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平等迫切需要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积极作为,并且必须为受教育权平等提供司法保障。     

增设拒绝作证罪的立法思考

证人拒证行为带有普遍性和严重性的社会危害性。为此,增设拒绝作证罪十分必要。拒证行为的犯罪化有赖于证人权利保障及强制证人作证制度等。     

论有限度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我国法学界目前讨论的热点 ,其先进性和科学性不容置疑 ,但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强势作用 ,以及目前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 ,又使得许多人对实行沉默权制度心存疑虑。在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前提下 ,笔者认为 ,沉默权制度应该尽快在我国立法中予以确认 ,但要作出适当的限制 ,并就限制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高等数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性骚扰问题成为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而败诉。有学者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用于反性骚扰诉讼中,以此来突破证据瓶颈。笔者认为,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应用于性骚扰诉讼中既无法律依据也可能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诉讼中法官可采用“诚实信用原则”,在合理范围内分配举证责任。     

试论发刊词在报刊中的特殊功能

凡是新创办的报刊 ,总要发一篇开场白式的文字 ,这类文字统称“发刊词”。研究发刊词可以了解报刊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动态等 ,也可了解报刊本身 ,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传播过程中 ,发刊词具有特殊的功能     

行政法上“控权论”的哲学审视

关于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构筑其理论基础,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什么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以及什么样的行政法理论基础才是目前中国行政法所需要的问题,则是一个虽久经讨论却仍不过时的重要问题。其实,作为一种理论基础,其存在与否以及如何定位,都有赖于理论背后的哲学基础,否则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丧失了“合法性”。作为行政法上的理论基础,“控权论”可以从“本质—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应然—实然＂这三个维度进行审视和考量。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与“控权论”的对接与暗合之处,以期对中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选择乃至重构有所启发和裨益。     

论社会矛盾化解的法治方式

降低维稳成本,有序化解矛盾的基本方法是法治。在化解社会矛盾过程中,应以合法处置为中心,适当运用合法合理的策略,采用多元方式,遵循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处理社会矛盾和纠纷,达到既恰当解决社会矛盾,又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社会矛盾化解采用法治方式,实际上所指的是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全面考虑各种法律的适用关系,整体把握法律的运行,从而化解矛盾。     

从百年党史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及现实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创立之时，时人正在反思民国初政党政治的弊端。沽名钓誉、争权夺利成为当时政党的标识。在如此氛围中，陈独秀等早期共产党人具有了改造政党的自觉和努力，致力于将中国共产党打造成一支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政党。从理论指导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自己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因此，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为己谋利，不为己徇私。此价值立场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自己的最终衡量标准，敢于刀刃向内、向一切不利于实现人民利益言行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从现实需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面临的险峻考验和危险，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的热情，加强自身建设，锻造坚固组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坚实的组织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来看，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自我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得到很好的传承，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自我革命得到进一步强调，并得到充分实践与发展。以自我革命解决党内矛盾，成为中国共产党经常性的做法；以自我革命破除错误思想、路线、方针的影响，确立正确路线和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的关键一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的自我革命实践中，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原则得以清晰起来：从性质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的思想斗争；从内容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指出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从目的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解决党内思想矛盾和分歧，达到团结统一；从保障上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离不开党内民主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