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执行救济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执行救济制度仅有案外人异议制度,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债务人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制度缺失,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定位不明.以程序的方法处理实体争议问题,执行异议制度处于一种虚无状态,对第三人利益保护欠周,似有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过度保护债权人而忽视债务人和第三人利益保护之嫌.文章提出必须坚持程序救济和实体救济并重,公平保护执行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执行救济制度的应有功能.     

论债务人异议之诉

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民事诉讼法理论中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执行救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实务层面,债务人异议之诉也已经为众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所确立。尽管我国于2007年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若干修改,但依然没有设立用以保护债务人实体权利的债务人异议之诉。本文从理论分析入手,结合国外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实务现状,进而阐述我国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求为我国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深入研究和实务构建提供些许思考。      

论虚假诉讼中案外人救济机制的完善

民事诉讼领域通过恶意串通来掩盖不法目的的虚假诉讼现象,不仅造成案外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害,更有损司法权威性,已成为司法领域的顽疾.各地陆续出台的防范、查处、打击虚假诉讼的举措,无法全面遏制虚假诉讼的蔓延.民事诉讼法中虽有第三人参加诉讼、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申请程序及第三人撤销之诉等案外人权益救济机制,但规定过于简单且存在诸多不足而影响适用.完善虚假诉讼案外人权利救济机制并在律师实务工作中理解运用该救济机制,对案外人权益得到全面保障均具有重要意义.     

对新《民事诉讼法》案外人救济制度的思考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维护案外人民事权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案外人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综合考察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的全部内容,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应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完善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再审之诉、规制滥用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     

《民事诉讼法》修改与执行救济制度的变迁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使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趋于完善,增加了执行异议和变更执行法院的制度,明确规定了案外人异议的审查主体和期限.但在执行异议、案外人异议和异议之诉救济程序的安排上采用法定顺序主义,对异议之诉在前置条件和提出时间上过于苛刻,有违异议之诉的法理,未明确规定执行异议的提出时间和债务人异议之诉,等等.这些缺陷与"仓促的修订"有关,其克服还有赖于民诉法的全面修改.     

论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

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意在遏制司法实践中频现的恶意诉讼和虚假诉讼,加强对民事诉讼过程中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等制度为民事诉讼活动中权益受损的案外第三人提供了多元化的维权救济途径。但是,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相关规定较为简单,尤其是与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关系不甚清晰。     

论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执行异议之诉的立法宗旨要求执行法院查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实体权利,能否请求排除强制执行。公司法具有私法、交易法、团体法特性,究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私法,出资属于股东实质特征,公司章程、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属于股东形式特征,当各种类型的股东特征出现在同一诉争中,实质特征与形式特征互相冲突时,可以采取“在个案中之法益衡量”方法,以实现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公正。执行异议之诉中隐名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遵循实质特征优先的特殊规则,从而决定是否继续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     

论诉讼上抵销的性质

我国大陆地区学界较少探讨诉讼上抵销的性质这一问题,与此相对,大陆法系国家与地区将其作为解决诉讼上抵销之实践困境的先决问题予以争论,并形成多种学说。其中,修正的双重要件说更符合该制度的目的与机能。该学说将抗辩行为成立并生效作为抵销行为生效所附的停止条件,却无法解释抗辩被撤回时抵销行为的效力所属。因此,有必要对此学说予以再修正,以抗辩行为的无效作为抵销行为之解除条件,使其符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原理以及诉讼上抵销的实践特征。     

论我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

《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3款确立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其是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又确立了一条新的救济途径,还是在已有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简单的叠加？回到现行法的立法上,第三人撤销之诉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只能在现行法的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和判例的再修正,明确其与相关制度的功能和价值,让他们各自守住各自作用的场,发挥其制度预设的功能.     

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制度嬗变与程序完善

民事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源于法院执行实践,是法院为无可供执行财产或财产无法强制执行案件设置的一种暂时性退出机制,该制度形成之初强调“清理积案”的工具功能而忽视了自身的系统性构建,以2015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为分界点,该制度在经历了碎片化、内部体系化、外部体系化的阶段后,逐渐演化为重要的执行监管手段。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中进一步明晰了其适用条件和效力,但该制度仍面临着财产查明倚重职权调查、财产报告“违法过剩”引起制度空转、穷尽财产调查措施、可供执行财产认定标准有待明确、异化为“准结案”等现实问题。基于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明确制度设计理念、科学设定法院与执行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分工,提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优化设想,以期提高司法执行的工作质效。     

论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的缺失是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加强执行立法,健全执行制度,重塑执行理念,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把执行程序中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在民事强制执行中注重保护债务人的基本人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和处分权、完善当事人的救济途径、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刑事普通救济程序功能的类型化分析

刑事普通救济程序的功能可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其中正功能又可分为目标功能和附带功能。目标功能的实现途径可分为能全面实现所有目标功能的途径、可选择性实现目标功能的途径和仅能实现法律救济和法律统一功能的途径。负功能的弱化可通过限制上诉和简化程序来实现。我国刑事普通救济程序的完善应从目标功能本身的完善、目标功能实现途径的完善和负功能弱化途径的完善三个方面着手。     

民事执行程序重构的理性思考

重构民事执行程序可以尝试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点。要突出三个基本理念:遵循司法被动原则,强化当事人申请义务;遵循程序公正原则,强化当事人举证义务;遵循司法自治原则,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同时在构建新程序框架过程中还应注意执行权定位、体现程序正义并凸现其独立的内在价值以及执行工作的最佳平衡点问题。     

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思考

在行政法治的理念下,档案行政执法的程序倍受重视。由于众多因素,我国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程序中仍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程序缺乏、后果落实难等问题。力图通过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现状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为构建科学的高校档案行政执法程序提供参考。     

社区建设的意义、目的及方针步骤

社区建设不仅是当前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之重要一环。本文就社区建设的意义、宗旨、目标及其实施步骤等方面问题作出了初步的理论分析,指出社区建设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阐述了以人为本的社区建设原则及其具体目标内涵,并基于中国当前社区发展现状提出分段建设、循序渐进的社区建设方针与步骤。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探讨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核准程序与死缓犯的生命权息息相关,该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在内容上有所交叉,但在提起目的、审理对象、启动事由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认定构成故意犯罪的裁判生效之后,应由对新罪提出指控的检察机关逐级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启动死缓变更为立即执行核准程序。为了保障核准前申诉权的落实,新罪判决生效后应为死缓犯提供15天的申诉期,申诉应有阻止核准程序的效力。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核准程序应采取公开开庭审理方式,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并遵循一致裁决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价值论纲

探求一种理想的行政强制执行价值观,对于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设计与操作至关重要.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以强调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对于效率关注不足.由于该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致使其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上极为困难.公正优先、注重效率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理想价值观,应以此为指导,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