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论体文与魏晋学术之关系

嵇康是魏晋文学和学术的代表人物，他的论体文既负载了他个人的学术理念，也是整个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生动反映。该文在分析嵇康思想特点的基础上，以其《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为主要论述对象，揭示了其论体文的学术内涵以及在思辨方式和写作艺术上的特点，试图为探索魏晋文学的学术特性或魏晋学术的文学特性，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视角。     

论西汉论体文的创作

论体文是西汉散文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单篇的论体文,如贾谊的<过秦论>;一类是专题论著中的论体文,如桓宽的<盐铁论>.西汉论体文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借秦为谕的史论文;二是总结学术的文论;三是表现文人参政议政的政论文;四是表达"士不遇"的讽论.西汉论体文以其突出成就和独特风格为以后论体散文发展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声文之美

受魏晋南北朝唯美文风之影响,以言理为主要特征的论体文说理趋向艺术化,在讲究形文、情文之美的同时,更加注重声文之美。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声文之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长短迭用,以错落为贵;宫商变化,以应机为节;同声相应,以自然为则;语助余声,以弥缝为巧。     

先秦诸子散文的"史"体性质及渊源

先秦没有"史"的文体概念,"论"的文体概念最早见于<庄子>,故先秦的著述家基本是"史"、"论"不分.有人将<尚书>、<国语>视之为"史",将诸子散文视之为"论",其实诸子散文和<尚书>、<国语>不仅同本同源.同是政坛言说的产物,而且在功能和文体的形式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尚书>、<国语>主要记言,"史"中有"叙".诸子散文从<尚书>、<国语>发展而来,仍然保留了<尚书>、<国语>所记政坛君臣言说"对话式说理"的方式,虽以"论"为主,却有众多的叙事因素,存在一个显形或隐形的叙事框架.可谓"论"中有"叙".诸子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在文体上有着相同的内在特质.故先秦将记载晏子话语的典籍称之为<晏子春秋>,将吕不韦门人撰写的完全以论说文结集的著作命名为<吕氏春秋>.造成诸子说理散文对记言体历史散文体式继承的根本的原因在于诸子说理散文和记言体历史散文为同一种行为方式.     

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诸子散文以立意为宗,说理见长,体裁上属于论说文,代表著作主要有《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苟子》《韩非子》。《论语》为语录体,虽有少数篇章具有政论性质,但更多的是简单的判断和结论,属于论说文的萌芽或雏形。《孟子》对《论语》的超越主要表现为以对话的形式结构成具有论说文性质的篇章,以及高超的论辩艺术。《墨子》明显表现出由“对话”为主向“专论”为主的过渡,且注重论证,讲究逻辑的严密和说理的充分,奠定了论说文的基本范式。《庄子》则摆脱了语录体而发展成专题性论文,特别是以“寓言”组成瑰丽篇章的表达方式,章法结构的奇妙,形成了独特风格,开辟了全新境界。论述以形象思维为主,但不排斥逻辑思维,使哲学的抽象性和文学的生动性达到了和谐的统一。《荀子》基本上是成熟的专题论文,不仅析理精微,议论透彻,论述周详严密,而且遣词造句,十分讲究修辞艺术,标志着论说文体的成熟。《韩非子》继承和开拓了《荀子》论说文的体裁,并使之进一步完善与定型。其文多属政论,内容丰富,体式多样,长于驳论;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长于矛盾律的运用,成为后世论说文体的楷模。     

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家论语言

语言总是与哲学紧密相关。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古希腊哲学家给语言研究带来新的洞见:从语言涉入哲学,使哲学与语言学都深刻起来。通过比较两千多年前的先秦诸子和古希腊哲学家,说明在语言问题上,儒家思想具有道德行为实用主义倾向,道家表现出语用主义,墨家表现出经验主义,只有名家提出语言系统内部和有关语言的问题,因此具有分析理性特征。古希腊哲学家探索人类理性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语言类型来表达和把握现实世界和存在的本质,并由此影响语言学和哲学的发展。     

试论先秦诸子综合的两种方式

根据其内在的特征,战国中后期在学术领域中出现的思想学术的综合趋势,可进一步细分为同化式和系统化两种方式。两种方式自然有着很多相同点,更有很多明显的不同之处。先秦诸子的两种综合方式,对后世诸子的著述乃至现实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

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始祖的黄帝,其真实的历史面貌若隐若现,需要深入的探究。先秦诸子有关黄帝的史事和传说的论述,对了解黄帝的历史真象是很有启发的。在先秦诸子的眼里,黄帝是上古时代的帝王之一,黄帝时代已进入了文明社会,礼乐文化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魏晋论体文艺术风貌论

论体文是我国古代散文之大宗,在魏晋时期达到繁盛,流传至今的作品就达二百多篇。其时,论体文堪称仅次于诗、赋与书信的第四大文体。这些文章思虑深湛,文采精拔,不仅是思想史上珍贵的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魏晋论体文在艺术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成就斐然。主要表现为：浓厚的主观色彩,强烈的思辨特色,多样的论文形式,鲜明的语言美质。可谓为＂穷理致之玄微,极思辨之精妙＂,独步千古,颇具特色。     

论先秦诸子散文的时代特征

先秦诸子生活于春秋战国那个大致相同的时代,其思想感情、审美观念有着某些共通的时代特质,其文也具有一些共同的时代特征。先秦诸子散文,内容上,多为对时政的批评和对未来的建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行文时流露出强烈的主观情感,饱荷情韵;艺术上,多借助于比喻、寓言、类比等方法说理,富于形象性。     

论先秦诸子的“尚武”思想

中国文化长期被视为“尚文”,其“尚武”的一面往往为学界所忽略.事实上,先秦的尚武之风浓烈,先秦诸子的典籍也包含着尚武的思想,儒家尚勇尚战尚兵,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尚兵,尚以弱胜强,崇侠;墨家重强重力,诛暴戾,任侠,非攻;法家重力,重刑法,重耕战,以器制暴,把战之力、法之力和国之力融为一体.几家尚武思想都旨归于“崇使尚义”,对后世思想影响犹存.     

先秦诸子文艺思想及其现代性

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追求艺以载道:儒家重视并热爱艺术,倡导发挥艺术的普及性及其社会功用;道家提倡艺术化生存,对艺术家与艺术想象有着超拔的要求;墨家关注艺术的普及性;法家关注艺术的实用性及其内涵。这些观念契合文艺现代性的内涵——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能为当代文艺创作与接受提供有益的参考。     

先秦诸子文艺思想及其现代性

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追求艺以载道:儒家重视并热爱艺术,倡导发挥艺术的普及性及其社会功用;道家提倡艺术化生存,对艺术家与艺术想象有着超拔的要求;墨家关注艺术的普及性;法家关注艺术的实用性及其内涵。这些观念契合文艺现代性的内涵——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能为当代文艺创作与接受提供有益的参考。     

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智德观的四大差异

先秦儒家与古希腊的智德观主要存在四大差异:在智的内容上表现为人事之智与自然之智的不同;在智与德的关系上表现为仁智合一与德智相分的对立;在智的地位上表现为智从于德与德从于智的区别;在追求智的目的上表现为成圣成贤与认识自然的迥异。中国先秦儒家和古希腊智德观的差异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反映,由此开启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即德性文化传统与智性文化传统。     

复古思潮与先秦诸子的悲剧意识和悲剧人生

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古思潮，将被遗忘的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英雄圣贤又推向精神舞台的前沿。对英雄圣贤政治和道德的极力赞颂，使得当时大多数文人对英雄圣贤产生了宗教般的虔诚和膜拜。这种膜拜，不仅极大地阻碍着文人对现实社会政治和道德的认同，形成了他们和现实社会的对立，而且也极大地强化了他们的悲剧意识和悲剧性格，支配着他们为理想、道义而无视贫贱祸患，明知不可行却坚持不懈，促使着他们走上了悲剧人生的道路。同时，由复古思潮影响而形成的强大的保守势力，在围剿革新思想时，也将革新派文人选到了人生悲剧的境地。     

先秦诸子散文写作理论初探

在先秦诸子的写作理论中,有关写作方法的总结,成就突出。本文主要论述了诸子提出的“假物取譬”、“持之有故”、“以名举实”、“类取类予”,“辞达言文”、“无端崖之辞”、“修改润色”等7种写法及其意义。     

先秦诸子性命论及其价值取向

先秦诸子性命论,关注于命从何来,性为何质。儒家以道德判断之,成德性之说;思孟学派认为命自天降,因天有道德之论,故命当因天德而性善;荀子弃先天道德而言性,故以为恶;杨朱、告子不以道德审视之,认为命为生命,性为自我,当顺命贵生,以全生性;道家则以天道审视之,认为命与天、地同生,三者皆须顺应自然,当安命以全天性。诸子取舍不同,成为不同学说理论体系差异之原因。     

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修身传统

屈原与先秦士人的修身传统@李金善$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鹖冠子·天权》篇的军事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关系研究

《鹖冠子·天权》篇不是记载鹖冠子思想的文章,而是战国末期兼容黄老之学的兵家作品。它的主要思想是:提出全面了解客观情势以免贻误军机;用兵要效法天道、遵循天地人三才的特点,要运用五行五音以取胜;效法先王,以德化民。《天权》篇与《鹖冠子》、黄老之学、先秦兵家有密切关系,其天道观、君主施政效法天道、配合五行论、君主保形养神论、重知、运用天地人的三才观等主要思想均与战国时期黄老学说、先秦兵家等流派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它提出的絜天地而游境界说应受庄子学派影响;重视全面掌握知识是受荀子解蔽说的影响,反映了战国末期百家学说互相影响、海纳百川的特点。     

对抗与困惑——论魏晋风度的内涵

魏晋风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艺术人生的追求,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士大夫群体人格追求的一种写照,他们特立独行,不拘礼法,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对抗,而这种对抗的外表下大多隐藏着内心深深的矛盾与困惑。魏晋风度是当时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