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当代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之基础

从韦伯到哈贝马斯,合法性经历了一个由"技术霸权"到价值张扬的过程。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之基础,它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同时,还要注意民主与民本的关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落实,要从培养民主意识、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政治制度及时性的实现等方面来着手。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这种做法,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也是十分不恰当的。保持与最广大民众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这是一种更为实际和内在的合法性,是合法性的中国实践和中国形式。     

邓小平政治合法性思想简论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亥心,一贯重视政治合法性问题,并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权的赞同和认可,党和政府要巩固和维护政治合法性基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必须端正党风,隹护社会公正;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积极寻求意识形态认同。     

马克思政治参与和传统民本思想:基层政府治道的理论基础

基层政府在基层社会治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自身政治—行政行为要想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首先应使自己的行为获得正确理论的指导,马克思政治参与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可以承载起这个指导的任务。马克思的民主观和群众观,以及基于此而创新出的人民民主理论和群众路线论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参与思想的主要构成方面;传统文化中民本—民生思想及其关于政权合法性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实行创造性转化之后,同样可以为基层政府治道提供理论借鉴。     

探讨民主集中制中的几个实质性问题

民主集中制的规范,首先是程序的规范,程序公正强调民主集中的合法性;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应该是规范的指导,而不是具体某个人的指导,即集中在规范的指导下进行民主。把民主集中制当成票决制,进而简化为数量决,忽视了民主集中的质量问题;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简单地认为民主仅是形式上的参与,执行少数决的集中才是实质;把一人一票等于民主是形式民主,把投票结果视为共识是伪民主。数量形式上的对抗;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混淆下的对抗;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整体与市场经济价值理念下个体之间的对抗。下级组织和党员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权利,对权利的尊重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     

政权运行中合法性的延伸判断

政权合法性判断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社会对主权的合法性认同,以及此后对所构建的政权进行合法性的检验。基于第二个层面,经过民主授权的政权还要受到法治原则的控制,背后隐含的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运行中的政权进行合法性追问。但是,当法治规范受到权力的控制,合法性判断就会在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分解,实质民主意志就会因为权力对法治话语的控制而被"僭越"。要解决政权运行过程中,对合法性的延伸判断问题,就要完善交往程序,整合多元利益诉求,克服权力的压制模式,实现真实妥协。     

选举与协商: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公民对政治的参与权。公民的参与不仅指通过选举赋予政府合法性和决定行政首长的去留,还包括对有关公共决策和公共事务的协商。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协商是公共政策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形式,这两者都是建设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途径。     

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合法性构筑:公众社会心理预期及其获得

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社会心理科学关注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公众对政权体系的合法性预期,建立在国家特有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领袖人格、意识形态、政府绩效、制度规范等基础上,内在地反映了政府行动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府绩效对社会公众心理预期的迎合程度。了解社会公众的合法性预期,对于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民众的合法性支持,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合法性基础初探

维持政治秩序的持久稳定,政权合法性必不可少.政权的合法性程度越高,它所获得的民众支持也就越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是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新型政权形式."三三制"政权广泛而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帮助它胜利完成了领导人民抗击外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战时任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     

列宁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历史意蕴及当代价值

列宁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高度重视苏维埃政权建设,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政权以及法律之间的关系;主张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对政权的监督。列宁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发展的,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新境界,促进了人类社会民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深入探讨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含义所在,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及其重构

执政党不断寻求政治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社会转型时期,现代性因素对执政党传统合法性的资源和基础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在分析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政绩和制度规范三个方面提出了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基本路径。     

论民主授权与行政授权对乡镇政府合法性的影响

政府权力合法性问题在当代愈发受到学界关注,民主授权与行政授权在不同层面上为政府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持。就二者关系而言,民主授权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行政授权虽然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它最终源于人民的委托。民主授权与行政授权共同构成了乡镇政府权力取得和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源泉。针对现阶段这两种授权对我国乡镇政府合法性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应从规范授权体制,推行乡镇有限自治;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实现乡镇长直选改革;增强民主意识,逐步向民主授权发展等规范授权方式的角度增强我国乡镇政府合法性。     

论苏共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苏共是借助于意识形态而夺取政权的,在它执政过程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借助于意识形态,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证明是有其限度的。同时,苏共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具有刚性特征,这对苏联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不利于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建设。     

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构成要素有：法律规范、意识形态、治理绩效和认同机制。法律规范既是建构合法性的对象和内容,又是评价合法性的标准和依据。意识形态能为合法性提供道义诠释和正当说明,将政治权力转换成权威和影响力,实现社会共同政治理想与价值信念的重建,但意识形态对合法性的支撑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意识形态＂祛魅＂的进程也在加速。治理绩效是统治集团获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手段,持久的治理绩效可以巩固和提升政治合法性,但治理绩效不能取代其他因素,更不能等同于政治合法性。认同机制是统治集团与民众之间进行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的一种制度设计,政治合法性的切实巩固和有效提升,有赖于认同机制的逐步完善和有效运行。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三重困境——基于政治伦理的分析

"协商民主"是与道德价值密切相关的一种政治形式,它的兴起契合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中心价值,受到了极力推崇.但是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它至少存在着三重困境:一是协商参与者究竟是个人参与还是代理参与构成了协商民主的主体困境;二是公共理性作为协商民主的原初状态还是推理结果构成协商民主的过程困境;三是维护多元主义还是追求一致性的利益构成了协商民主的合目的性困境."协商"仅仅是民主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却并非民主政治的全部.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浸润协商的精神伦理,比单纯地追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更为重要.     

西方民主的观念基础

20世纪,虽然西方的民主形式在全世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关于什么才是民主的制度,仍存在着巨大的意识形态争论.把个人自由的保护作为政治设计的基础,强调在否证的公共文化中按照得票来衡量执政的合法性,这些才是西方民主的观念基础.     

论政治参与制度化

本文认为政治参与制度化就是指政治参与的制度规范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和人们参与的时间过程中获得价值认同的模式化的过程。它具有五个特征 :即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参与目的及行为的可期望性 ,价值认同性 ,参与行为的模式化和过程性。政治参与制度化具有提高政府综合治理能力、整合政治参与行为、为政治体系的运行和决策不断提供要求和原料、定期为政治体系补充能量、把公民培养为管理政治社会的政治人的功能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具有系统性特征,与之相适应,制度所内涵的基本价值也具备系统性。这个价值系统包括：政治价值：人民民主;社会价值：公平正义;经济价值：共同富裕;以及综合价值：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具备了按照上述价值调整、规范人民与国家政权关系、生产和分配关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     

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化——以“街头政治”为视角

街头政治的表现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乌克兰、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柬埔寨针对执政当局、执政者的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我国的台湾地区2014年3月"反服贸"、4月"反核四"——两场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搅动台湾社会,香港七一"占中环",大陆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街头政治现象,其负面影响极大。应该如何看待并规范街头政治行为,本文企图在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之间寻求合法的平衡点,使得街头政治行为纳入到社会治理法治化轨道,既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又不至于使街头政治背离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而成为民主的暴政。     

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参与思想的新发展

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标志和实现形式,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和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邓小平在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在政治参与的实质、政治参与的形式、政治参与同政治动员的关系等方面有许多共识,邓小平在上述诸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在当今社会转型期,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参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