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明法"的提出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影响极大,学者多以为是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始提出,并由此论其前后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但在1913年夏,王氏已明确提出"二重证明法",并对之有较充分的论述,其出发点似与"二重证据法"有所不同,前者主要针对经学,后者则针对史学.因而对其学术转向的原因及在经史研究方面以"二重证据法"为表征的治学理念、方法有必要重新认识.     

王国维实证考据学风形成源流新解

王国维关于"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的论述,关于"取异民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的方法,是其"二重证据法"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得益于他与日本学者密切的学术交往.通过藤田丰八在东文学社的指导和启发,王国维比较深入的了解到欧美等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西方科学实证的思想、精神同时浸润到他的思想之中.而与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林泰辅等人在甲骨文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交流与互动,最终促成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殷周制度论》新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再考察

《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先生运用二重证据法研究商周之际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经典名篇。该文发表后,受到学术界普遍重视,既有总体的肯定与褒扬,也有指摘和质疑。在新的学术背景下,王氏《殷周制度论》为中国商周史研究建立了一崭新的学术起点和高的水准,学术界对该文的解读和评判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古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在此过程中,王氏《殷周制度论》的学术经典地位和价值进一步得到彰显。     

“层累”说与古史重建——学术史视野下的考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因其自身的科学性而在中国古史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在古史新证、对极端疑古的纠偏及"走出疑古时代"的视野下,中国古史学界在直接继承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和辨伪方法与理论的同时,不断对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进行合理的扬弃,从而使其更趋科学完善。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献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对"层累"说作了新的验证,从而使这一著名的古史理论的当代学术价值不断得到彰显。徐唐学派积极倡导并科学实践的古史三重证法,对中国古典学的未来路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中国古典学发展道路上,顾氏的"层累"说将会继续得到新的验证和丰富完善。     

王国维学术三变及其与"古史抹杀论"的明确界限

王国维一生学术三变,起先潜心于康德、尼采与叔本华思想,继而开展宋元文学研究,最终从事中国古史研究,以二重证据法为指导,钩沉发明,成果粲然。尤其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等著作中论证周世系确实存在,推想夏后世存在无误,并强调“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表示与胡适、顾颉刚“古史抹杀论”的明确界限。通过对王国维学术叙论认为,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文化是种群的根脉。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根源的探寻、求信与确认,有助于中国人确定历史认同,维护民族自尊,也为中国文化建设奠定重要基石。     

超越疑古 回归本真——由《先秦伪书辨正》一书说起

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上,疑古和反疑古两种思潮的较量和消长十分引人注目。以古史辨派为主力的疑古派曾以极强劲的势头,将几千年来构筑的古史系统冲击得七零八落,其中尤以先秦为最。先秦的文化典籍是中国古史系统和原创性思想学说的主要载体,因而也是古史辨派的主攻方向,其冲击波所到之处,这些传世典籍几乎都难脱伪书的嫌疑,区别只是伪的程度不同而已。应该承认,古史辨派是传统学术中的疑古风气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辨伪工作意义重大,对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但毕竟是疑古过勇,打击面过宽。在疑古思潮的…     

无文字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如何进行研究?

正自从20世纪初年"古史辨派"开启全面地疑古思潮以来,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夏商周三代都成为存疑的主要对象,神话时代或传说时代的命名,就是从那时一直遗留至今的。后来殷商甲骨文大量出土,王国维根据甲骨文金文资料提出重新考察上古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出土的文字资料成为重建失落的历史的有力依据,使得商周两代的存在得到证明。但没有找到出土文字资料的夏代,是否真的作为     

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20世纪文史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本文从二个方面对其局限性进行反思,并由此探讨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必然性:第一、二重证据法融汇西学的科学证明之学,开启了史学现代实证的先河,但后来却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由此,必然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第二、三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因此,四重证据法突破文字的樊笼而把实物和图像作为证据成为必然。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     

关于“四重证据法”之学术考察——从国学到文学人类学

四重证据法是叶舒宪先生提出的主要针对古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方法自提出以来,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文章认为四重证据法是在伴随古史研究从“信古”到“立体释古”之发展趋势上产生的.在此基础上厘清四重证据法之材料性质: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人类学民族志材料或跨文化比较材料、实物及图像；并探究其方法论基础,即证据所构建出的事件与事实之间的同一与相似关系.     

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三大成就之一是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得到的收获。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外来之观念”,王国维不仅用它来评论《红楼梦》和考察宋元剧曲史,收获最大的还是在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所作的考证古史和古文字的工作。“取外来之观念”而产生出象《红楼梦评论》这样的作品,却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失败。他的成就,在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这是他“取外来之观念”的收获。王国维也是一位中国早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术界卓越人物。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和介绍西方学术的殷勤,均不在严复之下。他向西方寻求到的真理,并不属于他早期努力追求的康德主义或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渣滓,而是一种对于整理中国古代史料和古文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     

论疑古派与中国现代学术

研究古代史都会涉及古史辨的问题。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我们提倡怀疑精神但不是以怀疑为目的怀疑一切。疑古派有较大的学术影响,但学术影响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学术价值。     

重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足于本世纪20年代思想文化的考察

本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两项重大变化,造就出几个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本文指出,在当时思想观念更新的变革中,郭沫若始终取中西文化“合璧”的态度,因而最先看到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主流”的发展趋势;他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展示出用“二重证据”以证古史的态度.正因为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为集当时各主要学术流派之大成的代表作.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的原因探析

20世纪疑古思潮是近现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面重要旗帜,对中国的学术发展特别是古史研究有巨大的推进作用。而这次疑古思潮并非偶然发生,它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催生出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传统文化中的疑古辨伪思想和西方科学方法与思想学说的东渐这三个因素是其兴起的重要原因。     

浅谈唐尧氏

唐尧氏是我国古史传说中一个尽人皆知的古族。对于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顾颉刚先生是疑古派的代表,1923年,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所谓古代史是层层加码逐渐编造出来的,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受疑古派影响,出现了“神话历史化”论。论者认为,儒者为了适应他们的主张,“把神话传说来加以理性的诠释,这样,神话就变做了历史。”拉长了历史,神话却日渐消亡了。茅盾和袁珂主是说。     

神话与历史:探源中华文明的新视角——以《河西走廊:西部神话与华夏源流》为例

王国维有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之论,曾言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二者不易区别。如何看待传说与史实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近现代人文学术的主要线索     

王国维致某君书残稿考证——兼谈其学术史意义

蠡舟《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一文谈到王国维"与某君论治古文字学书残稿",并作了部分征引,目前所见有关王氏书信著作均未收录,似未引起学界注意。文中"某君"及作书时间未言明,通过王国维与罗振玉等友人往来书信比较可知,"某君"为柯昌济,作书时间当在1918年3月6日。信中反映了王氏对于古文字考释的认知,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