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仲友学术思想初探

从强烈的事功主张出发,注重实际问题,研究实用之学,这是南宋浙东学派的最大学术特点如讲究"事功之学”的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讲究"性命之学”的金华学派;而此中另有一位超然于各派而独树一帜的,就是讲究"经制之学”的唐仲友.唐仲友的学术思想紧紧围绕"经世致用”,提倡脚踏实地,注重现实功效.这种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朴实作风,是难能可贵的.     

南宋事功学派的教育思想

本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对南宋事功学派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南宋事功学派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从社会实际和教育对象出发思考教育问题。在其教育思想体系中,蕴含着浓厚的讲实用、务实学、求实才的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思想。它是我国古代经世致用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研究和借鉴的价值。     

吕坤思想的荀学理路探析

明中后期,随着启蒙思想的萌生,士人开始注意并接受荀子的思想。吕坤与荀子在思想理路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在对"道"的认知上,他们都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本原则,圣人对道不专私。在社会政治层面,儒者应当以圣人之理为宗,注重经世与社会事功,治国要讲究礼法并用。吕坤的这种社会政治观建立在"任自然"与"夺自然"的天人关系上,与荀子的"天人相分"与"制天命而用之"一脉相承。     

普罗米修斯的Bound——重读《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推智术识见以置换信仰,实现权威重建,事功卓荦,更有此启蒙宏愿执著,托起诲神、人不倦的"被缚"者,也提供了全剧冲突的动力。然而,普罗米修斯的愿景不被看好。道与术之不可通约,是宙斯的政治正确。时当雅典启蒙正盛,埃斯库罗斯重写普罗米修斯传奇,以智术先师的"Bound"作悲剧,其为时为事的用心可鉴。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张浚、张栻的生平、学派和思想特点

张浚、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他们在两宋之际,适应时势的需要,立志报国,共济时艰,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而且著书立说,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积极倡导实学实用、经世致用,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张浚、张栻的"门人"很多,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叶适的"功利"经济思想评述

叶适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功利主义思想家,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思想上,"以经济自负",坚持事功,一反传统儒家思想主张义利并举,批判抑末思想,倡导"理财"理念,公开为富人辩护等等.     

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试比较

本文通过对屈原与韩愈的政治观的试比较,认为:一、屈原与韩愈在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屈原认为政治权力来自"祖先鬼",韩愈则认为来自天之"道";二、屈原和韩愈的施政措施也有所不同:屈原的施政措施具有非政治功利性的特点,而韩愈的施政措施具有儒学政治功利性的特点;三、在政治家角色观方面,韩愈比屈原有更强的谋生观念和儒家制欲观念.文章的结论是:由韩愈的事功可以推知,儒学政治家的政治观较少地受到屈原政治观的影响,屈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文学和其个人人格方面.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孟学与韩愈的人格及心态

韩愈一生推崇孟子,并以孟子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他终其一生以孟子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孟子的言行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孟子的人格和学说融化为韩愈的灵魂,并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生命潜能。韩愈将他从孟子继承而来的独立人格、君臣观念以及出处态度付诸现实事功之中,将士人的独立人格和事功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其以道自任的担当意识、浩然之气以及执着的事功精神,对后世尤其是两宋士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