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蒙书《孔子备问书》校正

《孔子备问书》是敦煌所出通俗类蒙书之一.根据写卷内容可知,这部蒙书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此蒙书后世不传,历代史志亦不见著录,因而更加显其珍贵.然研究者极少涉足,截至目前,唯有台湾的郑阿财先生校录过该文献.今通过复核各写卷,我们发现郑阿财先生的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通过复核P.2579、P.2581、P.2594、P.3756等写卷,对郑先生《孔子备问书》录文进行了十四则校正.     

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

传世的敦煌《汉书》唐写本有十一件,它们有着较高的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等方面的学术价值。敦煌《汉书》唐写本的校勘价值远非吐鲁番《汉书》唐写本所能媲美。利用敦煌《汉书》唐写本,可校中华本《汉书》中存在的讹脱衍倒等问题。     

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通假字例释

敦煌、吐鲁番出土六种《三国志》古写本中的通假字,未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研究。今就敦煌、吐鲁番出土《三国志》古写本中的通假字进行例释,挖掘其作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文字材料的研究价值。     

敦煌唐写本《啸赋》残卷校理

敦煌所出《啸赋》残卷,依据李善注本抄写,卷次又符合《文选》三十卷本的特征。这一差异反映了唐代白文本《文选》的一种产生机制,即正文依据李善注本,卷次依据萧统原本。《啸赋》的比勘印证出尤袤刻本的复杂性,既存在文字擅改的一面,也有符合残卷文字面貌而具有早期底本来源的特点。残卷里的注音或注解,有合乎李善注本同时参考五臣注本者,有合乎现存明州本《文选》正文附音者,也有合乎包括《晋书音义》在内的唐代文献者,整体属于唐代音系。《啸赋》残卷正文的抄写、注音与点读三者的具体生成时间不尽一致,但综合抄写的文献来源和注音特点,判断整体文献内容皆产生在唐代,属于唐写本。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卷)学术价值新论

敦煌写本《春秋经传集解》 (残卷 )较阮元本更接近于《左传》及杜注原貌 ,是校正阮本的重要版本 ;残卷中保存的许多古文、异体字、异文是研究上古文化、汉字构形、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宝贵材料 ,在儒学学术史的研究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俄藏敦煌写本唐义净和尚《西方记》残卷研究

义净和尚是唐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著述亦甚多,保留下来的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西方记》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俄藏敦煌Φ209号前面残缺,后面未抄写完,经我们研究这篇文书就是唐义净和尚所著《西方记》抄本残卷,通过对这篇文书研究,使我们得以看到《西方记》的原貌。     

重庆市图书馆馆藏敦煌写本残卷《大通方广经》考辨

重庆市图书馆所藏一轴古代写本残卷,实乃《大通方广经》卷中的一部份,原出自敦煌石室,后辗转至此馆.该经内容既能纠补《大正藏》之阙失,而其所附题识更汇集了民国张海若、徐鸿宝、严天骏、李权四人墨宝及钤印,颇为宝贵,具有很高的历史、版本和艺术价值.     

略论吐鲁番、敦煌出土《三国志》古写本用字研究的意义

回顾以往学者在出土文献、传世<三国志>版本、六朝文字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现开展对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三国志>六种古写本的用字研究,具有弥补出土文献研究不足、完善<三国志>版本研究、推动六朝用字研究进程等三方面的意义.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S.797、S.6661、BD03375三件六朝《十诵律》写本,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结合《十诵律》的翻译史,这几种六朝写本为我们展示了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而现存诸藏经本则是经卑摩罗叉校改的新版本。罗叉在校改时根据自己所熟习的戒律胡（梵）语原本,对罗什译稿做了多方面的改动。敦煌六朝写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及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     

敦煌回鹘写本《说心性经》中的夹写汉字现象

对敦煌出土的回鹘写本《说心性经》中出现的各种夹写汉字现象进行探讨,并找出回鹘文《说心性经》中,有一种跟其他回鹘佛教写本不同的特殊情况,即有先写回鹘文,后夹写汉字的特殊情况。     

论唐代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

《法华经》是一部极具文学色彩的佛禅经典.唐代文人对《法华经》进行创造性的接收,具体表现在禅诗中大量援引《法华经》意象,在禅学思想的浸润下,最终形成衣珠、髻珠象征本心;穷子、火宅象征本心的迷失;化城、三车象征本心升华的禅韵与诗情交相辉映,对唐诗丰厚凝重的文化底蕴产生积极影响.     

唐宋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与运用

《法华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的文人中流传极广且文学意味极浓的佛教经典。唐宋文人对于《法华经》的接受表现出文人的特有方式,并且,文人接受《法华经》之后,会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因而使得《法华经》在文学中获得一种新的阐释与新的意蕴,也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     

俄藏敦煌文献《大乘无量寿经》缀合研究

敦煌本《大乘无量寿经》共1259号,包括七百余号残卷或残片,其中俄罗斯收藏有109号(以下简称俄藏),且多为残片。通过对俄藏《大乘无量寿经》残片的内容、断痕、行款、字体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将其中的29个残片缀合成16组。     

唐代吐谷浑慕容氏研究札记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利用敦煌文献和墓志等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吐谷浑史的研究。随着墓志的出土和对传世文献的梳理,琼山县主、慕容万、慕容仪等人物材料浮出水面。这些人物和吐谷浑慕容氏王室关系密切,为研究其王室世系和唐吐和亲方面提供了新的材料。     

法藏敦煌文书P.2700bis《大唐西域记》残片校释

今知敦煌文书中所存《大唐西域记》抄本至少4件:P.2700bis、S.2659V、P.3814、S.958,所抄分别为《大唐西域记》敬播序、卷一、卷二、卷三的部分内容,其中P.2700bis揭出颇晚,整理与研究尚不充分。该文对该卷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文献学整理,并探讨了其研究价值,认为P.2700bis虽为一残片,但很值得关注:圣猷戊地国等特殊写法具有一定校勘价值;将被后世学者称为《序论》的文字抄于三十四国名之后,可证其当属卷一,而非全书之序,相关疑义由此可解;该卷存于敦煌文书中,可证敬播序流传时间颇长、范围颇广。     

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兼论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廪制度

唐代设有敦煌郡司仓参军等官员管理官仓粮食的征收发送等事务,沙州豆卢军军仓的管理则由其自身负责;蕃占时期吐蕃在沙州设有仓曹,即仓岸(stsang mngan),它源于吐蕃职官岸本(mngan-dpon),又受到唐朝仓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stsang即汉文"仓"的吐蕃文拼写,仓曹负责当地官仓、军仓和寺院用粮的征收、发放及核查等工作;归义军设立仓司,长官仍为仓曹,其职能与吐蕃沙州仓曹相似,归义军官仓也同蕃占时期的沙州官仓一样,给寺院布施、发放粮油等物.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

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 ,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 ,至德、宪宗时 ,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 ,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 ,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     

清乐不亡于开元、天宝补证

文章以一些新材料论证了清乐在唐代宗、宪宗乃至文宗时期的宫廷中仍然得以表演的事实,进一步反驳了《通典》关于清乐亡于开元年间的记载,在补充和丰富学界现有结论的基础上,为深入研究唐代的音乐状况及其与诗歌的关系提供了更为有力的参考。     

唐代《道藏》与敦煌道经

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 ,探讨唐代《道藏》的编撰与道经的传写及经法传授的有关问题意义重大 ;唐代道经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 ,反映了唐代崇道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