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州考

地方志对湘州的记载混乱，一些权威著述和工具书，辗转相因，对于其创设时间和所辖郡县及现今所在地域记述误谬，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本文作者在查阅大量资料之后，从五个方面对湘州进行了考证，纠正了一些误谬。一、湘州设置于西晋，不在东晋；二、南朝只有一个湘州；三、湘州初由荆、江二州八郡析置；四、湘州辖郡考；五、晋宋湘州四省四立。     

侨州郡县判断标准探析——兼议侨州郡县发端时间

目前学界对侨州郡县发端于何时,尚存不同看法。究其根源,不难发现,侨州郡县滥觞之争在于侨州郡县判断标准不同。侨州郡县判断标准至关重要,是讨论侨州郡县发端及相关问题的先决条件。本文在前人关于侨州郡县判定的三条标准,即侨人、旧壤之名、设置侨置机构基础之上,增补一条判断标准,即无实土、不役不税。并据此提出侨州郡县产生于东晋南朝时期。     

两汉时期的荆州刺史为何不治江陵

两汉之际荆州的治所所在地,先治汉寿,后迁襄阳。而作为南方重镇的江陵却未理所当然地成为治所所在。这其中有着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复杂而现实的原因。第一,从政治地理上来看,除荆州外十一州之治所都在长江以北,因此荆州治所落户长江以南,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示。从地缘政治看,江陵、长沙这两个侯国存在着的政治影响,汉庭不可能让它脱离中央政府控制之外。第二,从江陵的城池史来看,由于江陵被灭楚之战破坏得相当厉害,失去了故郢昔日的光彩。第三,从军事上来看,西汉荆州南方战事频繁,所以治汉寿;东汉后期北方势危,治所北移襄阳,与现实的军政形势密切相关。     

鄂尔泰与云贵边省经济开发

清代大臣鄂尔泰基于“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等思想,在兼任云贵总督期间,“改土归流”,铲除完全丧失进步作用的土司制度,设流官分治,使云贵边省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与此同时,制定并实施了云贵边省经济开发战略。垦荒辟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兴建矿业,发展水陆交通,不仅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在边疆经济开发史上书写了不朽的一页。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

宋孝武帝与竟陵王诞曾先后出镇雍州,与雍州地方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孝武帝依靠雍州势力上台后,竟陵王无疑对孝武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所以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快.经历此事,孝武帝意识到由宗王镇边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对方镇格局进行了调整.但是,这一措施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边异姓势力的兴起和刘宋政权的灭亡.     

庾仲雍《湘州记》考证与辑补

庾仲雍<湘州记>,是较早的中国古代地记作品,殷芸<小说>、郦道元<水经注>等多引此书,可见其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湘州记>的作者为庾穆之,字仲雍,为东晋或晋宋之际人.其人熟悉江汉水道地理,当长期在湖北湖南地区生活.庾所作<湘州记>在北宋犹存于世,南宋时亡佚.在清代学者陈运溶、王仁浚,以及今人刘纬毅等诸辑本之外,笔者补辑得庾仲雍<湘州记>佚文二条.     

追慕乾嘉考证 追求卓越史识——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评说

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围绕《宋书·州郡志》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考证,颇得乾嘉考证的传统;而围绕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系统探讨,则显示了可谓卓越的史识。     

古代图书的命运

秦始皇焚书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进行治理。但是，秦朝野上下，还有一些儒生，极力主张复辟殷、周时期的分封制。他们借《诗》、《书》、百家语为论据，建议废郡县，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无疑，这是一个复古倒退、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丞相李斯抓住儒生“是古非今”这一点大做文章，肆意把这场政治上的论战扩大为一场思想独裁运动。他指斥儒生们是各尊私 采取措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     

两汉荆州官吏与地方社会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为巩固政权,特别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和任命,荆州各级地方官吏是汉王朝中央控制地方的纽带,掌控着荆州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民生。荆州地方官吏的任免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社会的稳定。如官吏人选得当,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发展。而当选官不当,就会对当地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甚至阻碍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