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我国税制结构的对策思考——基于调整直接税间接税的分析

通过直接税与间接税的配比,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进行了分析,间接税方面：商品和劳务流转领域两税并存,导致了产业之间的税负不均衡;间接税过多,加重了消费者的税收负担;间接税偏高,容易引发大量的消费外移,不利于扩大内需。直接税方面：个人所得税小修小补,框架上没有根本突破,制度上没有实质的变革;个人房产持有环节缺失,加剧了财产贫富差距。并对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的思路、难点提出了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改革流转税,降低间接税;二是推进直接税建设,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     

关于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几个问题

直接税作为主体税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税收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它与间接税相比对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调节功能更强,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更小。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新的转型时期,创造条件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成为未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将税制建设成为充分兼顾三种功能的现代税制,而不能让税制成为阻碍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制约收入公平分配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绊脚石。当然,税制转型也不能盲目模仿甚至照搬外国的税制模式,因为任何税制模式终将是与本国的国情相联系。在我国现有的国情下,提高直接税的比重不能一蹴而就。     

中国现代税制结构的发展历程与前景展望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税制的发展,中国经历了数次意义重大的税制改革,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但目前直接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仍偏低。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税制结构也将经历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历史性转变。未来15年,税制改革的重点将在直接税领域开展,尤其是逐步改进完善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并稳步开征遗产赠与税。不断提高直接税比重,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目标。     

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分析税收负担、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对于加速产业结构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将税收分为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将产业结构分为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的最新面板数据,构建Tobit模型,就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呈逐年上升的时序趋势;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优于中西部地区;减税背景下,直接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间接税则相反;分税种来看,降低各税种税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提升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比重有利于产业结构高级化。需要继续推进减税政策,在提高直接税和降低间接税的基础上优化税制结构。     

抗战时期直接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直接税,并将直接税视为增加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随着直接税体系的不断扩大,尤其是所得税、遗产税等税的相继开征,新式人才的匮乏以及征税人员专业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财政部为适应形势需求,通过考训制度、在大学开设直接税讲座、保荐等途径,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高学历、专业性技术人才,对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扭转税风税纪等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复杂的战争环境、盘根错节的派系之争、频繁的机构裁并等问题逐渐腐蚀了直接税所标榜的“新人新税新精神”。这固然与其税制本身、税务行政、稽征方式、征税环境等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直接税作为西方先进的税种之一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不匹配。     

论我国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税收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分析我国间接税的设计机理,探讨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当前我国税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远没有充分发挥,以流转税为主体之一的税制设计甚至恶化了初次分配状况。提出政策建议,为税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一点启示。     

论中国税制改革的完善

中国税制改革进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探索阶段,第二阶段是模式转换阶段,第三阶段是体系完善阶段。税制改革不仅仅是税制结构的改革,还应该在税制立法和税收管理体制上实行改革。只有这三方面同步、协调的改革,才能架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税制模式。     

电子商务间接税法律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世界各国对电子商务间接税立法态度与实践的分析,进行了电子商务间接税法律制度的国际比较,从而得出了对我国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构建的启示.     

税制结构的性质与税制转型:一个分析框架

税收理论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入手发展出了逻辑严密最优税制理论体系。但现实中税收扭曲效应不可避免,往往需要通过这一效应实现经济社会的某种调节。因此,需要从税制结构的性质入手探讨税制改革的方向。从整体上看,税制结构的性质可分为收入型税制、增长型税制和发展型税制。从税制发展史上看,税制改革主要侧重于收入型和增长型税制结构的构建,而发展型税制必须从税制结构整体出发,综合考虑税制要素组合,将税收中性理念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与税收调节作用对税收社会收益的追求结合起来,将税收中性理念对经济公平的追求与可持续发展对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的追求结合起来。     

抗战时期直接税逃税问题及其成因分析(1936—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优化税制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开始征收直接税。直接税逐渐成为国家财税收入新的增长点。但在稽征过程中,逃税现象严重,尤其到抗战后期,逃税现象愈演愈烈,这固然与直接税税制本身不健全、税法不完善、税务腐败、征管手段不规范、征税环境恶化等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社会条件的不成熟。此外,直接税的逃税还在于直接税税制的公平性遭到破坏。直接税逃税问题从另一层面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对税收的征管能力不断弱化。     

我国直接税征管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未来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加快房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加快直接税改革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体系并不能有效支撑直接税的征收,导致直接税税制改革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通过梳理我国直接税征管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着重分析我国直接税征管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我国直接税税制改革顺利推进,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加快地方税制建设的思考

1 994年以来的税制改革 ,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 ,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使财政收入增长有了制度上的保证。但改革至今体制上的缺欠尚存 ,特别是地方税制体系的建立更有待积极探索。本文对此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近代中国厘金制度演进研究

厘金是近代中国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始于19世纪中叶,终于20世纪30年代。在财政危机的大背景下,厘金经历了从临时性“捐输”向制度性“商税”的历史转变,不仅重塑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也对近代中国的地方治理和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成为时代命题,深入检讨和反思厘金制度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下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浅析当前我国税制改革的四个误区

我国的税制改革已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人们在税制改革中产生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分析 ,并通过历史经验和数据对比来澄清错误观念 ,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论税制对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影响

税制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关系密切。现行税制在分税收入、税种设计、税式支出、地税体系、税源结构和税收征管上存在有悖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缺陷。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应当科学划分收入 ,合理设计税种 ,调整税式支出 ,完善地税体系 ,优化税源结构和强化税收征管     

论会计制度改革与新税制的实施

《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及新税制为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和会计模式奠定了基础。会计制度改革与新税制的实施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论个人所得税制语境下我国弃籍税制的构建

弃籍税是对弃籍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财产的收益及其收入在弃籍时所征收的一种税。弃籍税在性质上归属于个人所得税,应当按照居民纳税人课税。弃籍税制的构建不仅可以防范税收流失,而且有助于深化税制改革、打击腐败行为和增强公民的国民意识。因此,在借鉴美国弃籍税的立法经验以及遵循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税收公平和成本补偿等原则的基础上,依照个人所得税制的税法要素构建我国弃籍税制度。     

论中国税制体系中增值税的定位

增值税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很多学者认为,由于增值税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因此在中国未来的税制体系中仅是一个过渡性税种.然而在国际上增值税却广受赞誉,且在各国税制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全球化时代因其稳定的筹措税收收入的功能更具重要性.中国增值税的税负并不高于发达国家.以增值税无法改善收入分配来否定其主体地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不能成立.因此,未来中国应继续坚持增值税在税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完善增值税税制.     

从优化税制看我国个人直接税制改革走向

优化税制是各国政府与经济学家一直在致力寻求的理想目标。本文从税制优化理论出发,联系当今世界各国税制改革内容,提出今后我国个人直接税制应朝多税种、宽税基的综合税制体系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