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乡村精英流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遗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剧烈冲击下面临着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巨大危机,在传统乡土社会基本结构瓦解的情境下,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新时期的重要任务。虽然国家、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面临消失的巨大危机,其制度上的原因在于文化精英名录制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乡土社会的文化精英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主要群体长期被忽略,这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隐忧。只有不断恢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健全非物质文化保护制度的若干配套设施,在内生动力层面培育乡村本土的文化精英,围绕文化精英不断提高乡村向心力,修复其在乡土社会传播文化、引领价值的功能,重塑民间文化精英再生机制,方能真正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向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之路。     

地方戏传承的场域变迁与实践选择

地方戏是农耕社会时期由一定地域的乡土文化孕育而成的地方艺术,并在其创造者们的生存实践中获得了传承和发展。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赖以生存的乡土场域的逐步消解,地方戏陷入了日益严重的传承危机。通过对地方戏在乡土场域中传承的实践逻辑及其进入现代社会后的艰难适应进行比较性解读,尝试以“现代入域”的实践策略来解决它面临的传承困境,为地方戏的传承研究补充新的视角和阐释范式。     

“风”的视角:花儿传承困境应对与应对的误区

从花儿的传承困境应对入手,提出应加强对花儿传承主体的保护与培养,将花儿引进课堂,以学校教育的方式保护和传承之,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花儿的传承与可持续发展,建设规范的花儿数字化网络保护工程。指出花儿为民风之"风",唯有西北大地上歌声如风。分析"花儿"传承的应对误区,认为只有遵从"风"的运行规律,对花儿传承人、花儿歌词、花儿生成的文化语境三方面进行优化,走保护与创新并行的两条路,社会转型时期的花儿才能良性传承,才能与社会之"风"同行。     

“花儿”文献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

"花儿"是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积淀和创造的文化艺术结晶。中国"花儿"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献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开发利用面临重要任务,加强保护和传承刻不容缓。因此,仅靠花儿专家、学者和民间歌手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地方政府和全社会力量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构建科学完整、全面翔实的"花儿"文化体系,体现"花儿"文化的传播价值和传承价值,同时,探讨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的有序化发展,为其"花儿"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弘扬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言。     

乡民艺术与乡土社会的变迁——山东莱芜花鼓锣子的民俗学研究

花鼓锣子是山东省莱芜市颜庄地区的一种民间舞蹈,是当地民众"集体狂欢"、表述文化的重要工具,并通过反复的展演,最终实现群体内的"文化强化"以及周围区域内的"文化强调"。乡土社会特殊的资源为乡民艺术提供了赖以传承发展的生存土壤,反过来,特有的乡民艺术的发展也对乡土社会的话语权分配以及整合起着积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乡土社会的性格。但是,随着乡村都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乡土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型,与此同时,乡民艺术也适时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做了较大的改变,之前的娱乐化成分淡化,更多代表国家、政府的政治符号被添加进来。     

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的历史贡献与当下使命——以鄂尔多斯地区达尔扈特群体为例

成吉思汗祭奠已历经八个世纪,是自成吉思汗去世以来形成的蒙古族祭祀文化现象,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尔多斯地区的达尔扈特群体一直传承着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在几百年传承的过程中,成吉思汗祭奠不断融进新的元素,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达尔扈特这一群体的思想意识也在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容易引起文化失调,进而给传承人群的生活带来困扰,产生文化震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困境。如果不尽早保护达尔扈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延续了八百年的成吉思汗祭奠将面临后继乏人的传承危机。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冲击,让蒙古族非文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措手不及之感,在这样的境遇中达尔扈特这一传承人群更需要冷静思考、提高自己的担当意识,更加强化传承保护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让古老的成吉思汗祭奠活在当下,留给后人,让它永远传承与发展。     

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现代风险与危机消解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传统体育文化正面临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存在形式的持续萎缩和部分要素的不断异化等现代风险,以及文化群体数量减少,文化人才流失和文化团体生存困难等传承危机。研究发现,现代竞技体育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制度的缺位和传统体育文化多元保护网的缺乏,构成了传统体育文化现代风险与传承危机的根源。因此,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重构体育文化体系,健全法律保护制度,构建多元文化保护网成为消解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风险的关键。     

乡土人类学研究回顾（上）

从西方学者试图借乡土社会把握中华文明以来,中国本土学人面对中国农业社会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出现的危机,以"乡土关怀"为核心,形成了各有差异的理论视野或概念框架。其间,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随着学术的反思、传承与超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乡土社会研究必将突破各种理论和范式的束缚,迈入新的阶段。     

成都东山客家家风传承路径及启示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依靠传统家风,对家族成员进行文化熏陶,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近代以来,随着宗族观念的淡化,尤其是现代社会"小家庭时代"的到来,传统家风受到冲击,家风的传承和弘扬显得极为迫切。成都东山客家,自清初从闽粤赣边迁徙来川,数百年来,通过有形与无形两条路径坚守和传承客家优良家风,为当前家风建设提供了生动样本和有益启示。     

论彝族史诗《梅葛》的社会功能

作为一部数百年来主要传唱于云南姚安、大姚、永仁、牟定地区的彝族史诗,《梅葛》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即敬神拜祖、驱鬼除秽、祈福纳吉的宗教功能;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的承载与传播功能;凝聚群体意识、规范个人行为的社会功能;悦神娱人、男欢女爱的娱乐功能。多种功能相互关联,又相互渗透,并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