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祝福》《离婚》《伤逝》看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鲁迅先生在《祝福》《离婚》和《伤逝》中塑造的祥林嫂、爱姑和子君三个人物形象,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反抗,演绎了封建礼教的逐渐衰亡,昭示鲁迅先生对封建礼教的批判精神,从而激发人们前仆后继地斗争,去寻找新的路。     

《祝福》中“我”的自省精神应予肯定——与林志浩同志商榷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作为一个觉醒者,“我”一方面对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无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而感到苦闷和不安,并为此而不时地省察自己、剖析自己,显示出一种严于律己的精神和可贵的社会责任感。但长期以来,由于为某种     

“祥林嫂”和“伊”——论《祝福》和《一生》的异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鲜为人注意的现象:在同一时期,发表了两篇同样反映下层劳动妇女悲惨命运,同样揭示封建礼教和宗法关系对于广大女性的压迫和扼杀,并且同样都引起社会重视和反响,同样都成为现代文坛上不朽名篇的作品。这就是鲁迅的《祝福》和叶圣陶的《一生》。 一 《祝福》写于1924年。小说通过祥林嫂悲剧的一生,控诉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吃     

鲁迅对中国传统死亡观的揭露与批判

与"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反,鲁迅的艺术活动都源于对死亡的思考,他以"阿Q"、"女孩"、"老翁"、"鲁四老爷"等艺术形象生动地概括了鬼神迷信型、美好幻想型、懦弱逃避型和冷酷残忍型等中国传统死亡观的四种类型,并以置身于死亡之外的"看客"形象深刻地总结了这一死亡观的本质特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死亡观的彻底揭露与批判。     

场域限制下的机智言说——鲁迅“自由谈”杂文成功原因探析

作为"自由撰稿人"作家,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深受文学生产场域和政治权力场域的制约。但鲁迅并非被动接受这些场域关系的限制,而是积极主动地应对它们,为自己的卖文为生和无畏抗争争取最大的言说空间。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大量杂文,就是他积极应对场域限制的产物。主动适应报纸的风格和版面需要,自觉调整杂文的内容与风格,并在政府当局的文网之下机智言说,让鲁迅的"自由谈"杂文深受读者欢迎,引领一时文风,在为鲁迅赢得了高额稿费的同时,也让其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宣扬。     

从灵魂审判到反抗绝望 ——从《风筝》论鲁迅的童年创伤经验书写

鲁迅在其创作中经常书写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揭露封建礼教对儿童天性的扼杀,借此表达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之感。《风筝》与众多反观童年的作品不同,在冷峻的批判之中带有对自我灵魂的审判意味,鲁迅对自我心灵的解剖发人深省,通过"我"从"被害者"到"迫害者"的自省,揭示了人们都未曾意识到的民族文化心理遗传,在希望破灭后堕入虚无,却又在虚无中以反抗绝望的决绝姿态走向了"严冬",深刻体现了鲁迅的生命哲学。     

一个“离群”射手的独立宣言——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动因

五四新文化阵营分化后,坚守思想启蒙的鲁迅从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身上感受到中国知识者与俄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差距。于是,鲁迅观察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点开始由批判复古保守的旧文人渐趋转向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知识分子的表现。与"特殊知识阶级"长达一年的鏖战,引发了鲁迅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本质与价值取向的持续关注。挣脱体制,自我放逐,做一个"真的知识阶级",是鲁迅来到上海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由“带刺的蔷薇”到“无刺的玫瑰”——鲁迅逝世后四十年“工具化”考论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优秀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他的遗产本应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意识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可是政治势力对鲁迅的争夺致使继承鲁迅精神的知识分子屡遭厄运,最后不得不全部败下阵来。于是,鲁迅就成了政治家可以任意涂抹的雕像,使鲁迅一步步变成了政治的守护神,鲁迅被意识形态工具化了。     

祥林嫂的“反抗”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性

<正> “五四”以后,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在关心农民问题的同时,对妇女解放问题也非常注意。他以小说、杂文等为武器,对统治阶级利用封建礼教残酷迫害广大劳动妇女的罪恶,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的小说《祝福》,就是一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檄文。祥林嫂的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达到了一般的反封建主义作品不能企及的高度。《祝福》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历来评论文章很多。一般的教学参考书和评论文章     

叩问存在：《祝福》的文化意蕴再阐释

作为经典文本的小说《祝福》因其内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需要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多维解读。在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模式的基础之上对《祝福》中祥林嫂这一符码重新解读,则可突破既有解读模式,将祥林嫂视为知识分子的自我隐喻,表征着知识分子对人和存在的叩问,而这一叩问又使得鲁迅的思想可以位列于世界现代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