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研究现状综述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从顶层设计维度对农村扶贫工作进行了战略规划。精准扶贫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构建与完善我国扶贫治理体系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当前,我国学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其内涵特征、实施困境、问题成因、对策路径、经验启示等方面。这些研究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石。在未来的研究中,学界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在精准扶贫的价值定位、内涵指向、视角转换、系统优化、基层治理等方面。只有不断推动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才能深入推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践。     

从参与式扶贫到协同式扶贫：中国扶贫的演进逻辑——兼论协同式精准扶贫的实现机制

参与式扶贫和协同式扶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扶贫模式。参与式扶贫源于西方发展理论,强调扶贫对象的参与。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上的瑕疵和实践上的"久扶不脱贫"的贫困治理困境,发展进程极为缓慢,逐渐被协同式扶贫所取代。协同式扶贫是一种理想的扶贫模式,强调扶贫主体的多元化、扶贫目标的一致性、扶贫系统的开放性、扶贫过程的动态性和扶贫行动的合作性。无论从扶贫主体、扶贫内容还是扶贫方式来看,协同式扶贫与参与式扶贫相比,均有其自身的优势。协同式扶贫在扶贫过程中有利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现行的精准扶贫将逐渐走向协同式精准扶贫。实现协同式精准扶贫,需要扶贫信息的协同、扶贫制度的协同、扶贫文化的协同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精准扶贫的协同效应,实现贫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技术能否实现治理——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精准扶贫实践中技术治理的价值不断被强调,对其在精准扶贫的治理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加以考察。 文章从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的实践背景出发,研究技术治理在精准扶贫中的实现条件、治理限度以及完善对策。 结果发现,尽管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带来了扶贫生产力、发挥了明确真扶贫目的、充分挖掘扶贫信息资源、推动整体系统化扶贫以及助推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等效用,但是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 未来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资金供给,技术层面的技术平台打造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及社会层面的弘扬人本主义和助推多元参与来实现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权威缺失：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田野调查,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悬浮,吸纳式治理将村治主体引入既无体制支持又与村民关系松散的尴尬境地,使其公共权威无法确立,同时村治主体还需承担政策变动的消极后果,及扶贫建档立卡制给村治主体所带来的“三角压力”;驻村干部对村治主体权力的短暂替代及村民对该种权力的“工具性”认同、利用,致使村治主体公共权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进一步缺失,以致出现贫民争贫闹访、村民怨气横生,农村基层治理困境进一步凸现。提出在国家政权下沉的现代体制建设中,注重建立和维护村治主体的公共权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良好运作的有效途径。     

精准扶贫以来中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

深入理解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强化交通扶贫的成功模式是防止脱贫地区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环节.以交通扶贫政策文本为对象,对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有效反馈、校正交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为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经验借鉴.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区域由老少边穷地区向贫困人口地区全覆盖,扶贫对象更精准、措施更丰富、成效更显著;交通扶贫政策向精细化、专门化、体系化发展;三种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的交通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交通扶贫的实践路径在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水平、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特色扶贫是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有益实践经验.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

精准扶贫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面临政策能否“落地”、村庄能否重构以及农户能否自助等方面的挑战。社会工作在专业性、职业性、与国家行政力量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均具有优势。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有三种途径：一是对贫困人口所在村庄的民情进行精准把握;二是重建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三是对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行提升。     

易地扶贫搬迁研究述评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脱贫的主要方式之一。伴随30多年的易地扶贫搬迁实践,出现了大批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施安置、移民的后续发展和效益评估4个方面。这些文献为当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后续研究应在发展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机制和政策、改善和提升易地扶贫中的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后续脱贫发展措施和探索将易地扶贫搬迁与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有效结合等4个方面有所拓展。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农村扶贫工作的主旋律,相关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 学界对于精准扶贫的研究主要围绕理论及现实背景、概念内涵及实践模式、困境及根源、改进策略等方面,表现出多学科共同关注、多视角探讨丰富主题、从规范分析走向实证分析等特征,但同时存在着对精准扶贫实践理论提升不足、缺乏比较研究视野、大规模量化分析缺位、欠缺文化视角等局限。 据此,文章从精准扶贫理论化、研究方法、数据和关注议题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演进、效能评价与提升路径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需要有重要意义。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与文化强国战略的深度融合，不同贫困地区在公共文化扶贫实践中进行了具有特色的差别化因应，反映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政策的三重转向与坚持：目标由充足性向公平性转变、理念回归公益性导向、制定和执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四个省份八个贫困县（区）为对象，对其公共服务均等化效能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效能较低，面临着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具体管理规范缺位、供给精准相对缺乏等瓶颈。为此，应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现实路径，即优化资源整合与配置机制、强化管理规范动态调整机制、构筑供需精准对接机制、夯实服务综合保障机制、探索建立地区服务联盟，以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效能。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机制、模式探索及优化反思

社会工作作为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补充力量?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的不足? 社会工作通过信息整合、链 接扶贫需求与扶贫供给、与多方主体共同合作的机制来助推农村精准扶贫工作? 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具 体模式主要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党建引领＋统战聚力”等几种模式?每种模式在具体实践中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仍然存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农村引不进、留不住?农村社会工作 实践本土化程度低?缺乏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等问题? 因此?要通过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能力建设?营造适宜社会组织工 作开展的政策大环境?做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相关工作?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本土化方法和途径等措施?来最大化 地发挥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中的效用?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     

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构建

在攻坚脱贫战略中,社会扶贫是政府、市场、社会联合行动的“三位一体” 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就实践和学术研究来看,社会扶贫仍然是“大扶贫”格局的短板。公益扶贫是社会扶贫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使命追求与政府精准脱贫目标内在价值的契合性、扶贫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发挥和政策供给的支持、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碎片化”和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正面效应并存、“互联网+公益”模式与网络扶贫行动的联合驱动成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内在逻辑理路。因此,要发挥公益组织的扶贫合力,提高公益扶贫的效果,补齐“社会扶贫”的短板,就需要从核心支点、基础条件、制度嵌入、技术支撑4个关键要素着手,构建公益组织嵌入精准扶贫行动的生态网络。     

精准扶贫的实践 ——基于布尔迪厄实践逻辑理论

我国的扶贫开发长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种“漫灌输血”式粗放扶贫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久性。通过对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资本、习性、场域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基于资本、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安徽省无为县指导开展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实践,即精准扶贫实践=(贫困户资本×贫困户习性)+相关场域,为精准扶贫实践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