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厚李广而薄卫青”为切入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都表达出他"厚李广而薄卫青"的情感,究其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和个人际遇等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司马迁由衷赞赏汉武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政治情形。盛世王朝下的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则与民争利等形为使司马迁看到了前朝灭亡的影子。面对思想界、政治界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喊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对李广凭借一己之力而或为将或为太守的"厚"和对从奴隶变为太中大夫的外戚卫青的"薄",正是司马迁对这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与控诉,也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     

谈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从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和汉武帝,是可以看出《史记》的卓越讽刺艺术的。司马迁在讽刺汉朝开国国君——汉高祖和当今皇上——汉武帝时,主要运用了以下讽刺手法。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

以前的学者谈司马迁的思想时,比较喜欢提出他对儒家和黄老的意见。本文则重点考察司马迁怎样通过多样化的撰写技巧,表明自己对于汉武帝时政的评价,指出司马迁既反对武帝对匈奴的战争,也反对武帝任用酷吏。他所采取的是一种委曲批评的方式,即所谓"继《春秋》"之"忌讳之辞"。     

司马迁生年补证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一是李长之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在认定司马迁生年的问题上,一般人认为根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两条注释:一条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从中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另一条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据说又能从中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就是根据对《正义》的理解,给司马迁的生年作了结论的,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通过对《索隐》和《正义》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之后,拿出十条持之有故、顺理成章的证据,最后才得出结论的,因此,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老子哲学思想新探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史记》的记载过于简单,甚至模糊不清.西汉时期,“黄老之学”曾经盛行,有关老子的种种神话传说,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着.人们对老子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道家,其对老子的认识,便接近韩非;象汉武帝,在信方士、学神仙的时候,也讲老子,而他心目中的老子,却是那些燕齐海上“惯于阿谀苟合之徒”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这当然与司马迁的认识不一致.但是司马迁客观地罗列了这些传说,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一共举出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丘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     

《论衡》“倭人”考释——以“畅”“雉”“宛”及“五服”为线索

《论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术巨著,也是记载"倭人"的最早古籍之一。《论衡》中"倭人献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与日本交往的一段事迹。但是这段事迹真实与否,一直饱受争议。通过进一步研究,尤其是通过对《论衡》的固有名词如"鬯草""白雉""越裳""宛"等的比对论证,可知,王充所谓的"倭人"其实是"东夷"的一种代称,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倭国"和"日本国"。     

司马迁对世态炎凉、人情“市道”的批判

《史记》,犹如一幅巨大的长廊漫画。司马迁在其中深刻地暴露和批判了先秦和秦汉时期君臣、主客、父子、兄弟、叔侄之间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丑恶社会现实。其批判的范围之广阔、内容之深刻、感情之激愤、笔力之遒劲,在当代社会中是独树一帜的。从先秦一直延到汉武帝时代,一些贵族、豪富招养宾客,多者至几千人。这些宾客大都趋炎附势。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揭露和抨击。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廉颇为赵国大将,后免长手归,失势,客尽去;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气愤地说:“吁     

司马迁与董仲舒夷夏观之比较

董仲舒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涌现出的两位杰出的思想家。本文着重对两人的夷夏观作了比较论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先儒特别是《公羊传》的夷夏观,他虽然从大一统的角度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思想,却重视依据"从变从义"的原则,借助于灾异论的形式来辨明夷夏之别;司马迁则"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史记》从编撰体例到思想内含无不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夷夏一统的思想。     

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赐书于司马迁,司马迁作此书以报之。书中提及司马迁生活、创作中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和《史记》的创作情况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但是,二千年来,对于这封书信的内容和写作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因而未能充分地用来说明司马迁的生活、思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本文试图从《报任安书》的内容及有关史料,谈一谈此书写作的一些情况,供参考。一、任安与司马迁的关系和《报任安书》的写作情况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原来为卫将军(青)舍人,后被推荐于汉武帝,颇     

司马迁的死年死因及其他——讲授《报任安书》引起的疑窦

<正>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过去是一读而过。在讲授它的过程中,产生了三个疑窦:一是司马迁死于什么时侯?怎么死的?二是原本是不是一个誊清稿?三是他所说的“名山”究竟指的是哪个地方?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司马迁之死,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史公之卒、绝不可考。”因之,自清末至今的所有学者,一谈及他的生平,都说“卒年不详”。过去,人们妄加猜揣,有的说,可能遇暴疾而死;有的说可能象杜甫一样,死于出游途中;有的说,可能是没有面目见人,隐居起来了。我认为,他可能是被汉武帝暗害而死的。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易传》的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说

《易传》除《杂卦》而外,均成书于孟子、荀子之后,司马迁之前,其成书的先后顺序应该是:《系辞》、《文言》、《彖传》、《象传》、《序卦》、《说卦》、《杂卦》。作者除《说卦》为汉初方士儒,《杂卦》为汉武帝以后的汉儒所作外,其他基本上是战国末至秦、汉初的子夏后学所作。《易传》的出现体现了百家争鸣以来,儒家"以神道设教"构建儒家化形上学的努力。     

《史记·荆轲传》解读

《史记·刺客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位刺客的事迹。五人的事迹既综合于《刺客列传》的总题之下,形成一个相互交融、辉映的刺客群体,同时又各自独立成篇,自成一方天地。但在五人的传记中,唯有荆轲的事迹委折详尽,具有严肃而崇高的悲剧精神。一荆轲是战国末年名闻天下的刺客,他的有关事迹在《战国策·燕三》中有很生动详细的记述,《史记·荆轲传》可说基本上沿用了《战国策》的材料,但司马迁至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和提高：第一,变叙事为写人,这也是《史记》这部“纪传之祖”最突出的文学…     

谈司马迁《报任安书》

一、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与李陵之祸 信中说的在李陵之祸前,作者是“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这不是作者的故作甚辞,而是真实的有史可据的。 司马迁初仕为郎中,入仕后不久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尝识。据《汉书、东方朔传》武帝曾认为司马迁是属于“公孙丞相、倪大夫、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同一等的人物,“皆辩知门     

司马迁父子撰史指导思想异同论

《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的心血结晶。司马谈身为太史时，便志欲撰史，但因不得参加汉武帝的封禅盛典而患病离世。临终前，把撰史这一宏大志愿托付给儿子司马迁。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完成了史书的编纂述著。     

《孙膑》

本文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古代文献,在二十岁以后又游历各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其父死后继任太史令官职,三年后开始写《史记》。在《史记》草创未就时,他因汉将     

重读商鞅和《商君书》

关于商鞅和《商君书》,在价值评判上从来就有两种倾向,主流的一派偏向儒家,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派偏向法家,持辩护的态度.2020年全年至今,笔者重读商鞅和《商君书》.其间,不断提醒自己把价值倾向尽可能地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让阅读理解朝着理性、客观、公正的目标前行.阅读中感触最深的可以做以下两种概括:第一,记载商鞅事迹最为全面系统的《史记·商君列传》不过是司马迁在讲故事.他对商鞅在秦国的许多行事是敌视的,所以用"少恩""天资刻薄人也"给予评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意味,难免也有明显的价值偏见;但对于商鞅变法这个重大历史活动,却能如实直书,给予恰当肯定,在保持历史主义品格及其与人道主义的结合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不愧"良史之才"的美誉.第二,《商君书》围绕着"农战""刑赏""胜民""作壹""势术""断家"等政治术语展开论述,构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它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刑去刑""抑制强民""利出一孔""事合利异""行治曲断"等观点以及围绕这些观点展开的论证,即使放到今天,也称得上是有深刻洞见的政治学说.此外,它还在"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的领域里驰骋政治想象,为自然状态理论和国家起源说贡献了一家之言;它使用"道""理"术语,把政治现象纳入知识论范畴,在此基础上,给"圣君明主"这个主题以理论阐释.有如此深刻的理论思考支撑着系统的治国方略,《商君书》完全可以与其他任何一本一流的政治学/哲学经典相媲美.     

司马迁遭李陵祸及受宫刑之真相辨析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潜心于他的不朽巨著《史记》撰写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横祸如晴天霹雳,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这就是“李陵事件”之祸.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司马迁坦诚地向汉武帝陈说了他对李陵败兵匈奴一事的看法,而独断专横的武帝听不进逆耳忠言,便以“沮贰师”、“诬上”的罪名将其下狱,处以宫刑(又称腐刑).事过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分析这件不幸的遭遇,觉得事情的发展并不就是如此简单,而是有其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所谓“诬上”、“沮贰师”只不过是汉武帝利用李陵案件玩弄的幌子和借口,其真正目的在于教训司马迁,因为司马迁作《史记》实录史事,在许多地方揭了汉武帝的短.在此之前,武帝早已怀恨在心,但是碍于司马迁位居史职的身份,无法直截了当地给他点颜色和厉害,适逢此事,于是阴险的武帝计上心来,演出了这幕遮人耳目的丑剧.下面试论述之.     

司马迁论商场成功之道

司马迁论商场成功之道王鑫义（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生动的文字记述了先秦以来形形色色的富商大贾经商致富的事迹。这些事迹虽然距今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现在读来仍使人感到饶有兴味。商品交换活动早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