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略论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和要求,道德治理能力的提高意在其中。道德治理可以从目的论角度和手段论角度两个方面来理解,承担"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功能是"抑恶",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道德治理意在"扬善",完善人的自我发展。借鉴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要求来分析,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体现在:道德治理的主体多元,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制度化,道德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治理的灵魂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进入新阶段。总结梳理研究状况,对于深化关于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历程与实现路径、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创新发展等视角,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从中外治理差异性、制度论、本质论、价值论、目的论等角度,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从国家治理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增强制度自信与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价值观建设等角度,研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今后,推进国家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应重点深化国家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方法、治理格局以及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成效等方面的研究。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明代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及启示

明代财政制度的演变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变化存在同步关系。明朝初期,财政制度有效运转促成了强大治理能力的形成;到了明代中期,财政制度的瓶颈开始出现,国家治理开始失灵;到了明代后期,财政危机持续,人民赋役负担进一步加重,中央集权体制无法维系,国家治理全面失控,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以史为镜,从历史与现代的多线思维解剖明代治国理财的精髓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挖掘中国财政与国家治理的优秀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以预算制度、税收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为突破口,推动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增进效率、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中国政府治理问题新探（专题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     

政府创新、治理转型与浙江模式

以市场化为取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者们对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的解读,主要偏重于经济学的维度,而较少注意到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变量.本文从政府创新和治理转型的视角切入,考察和探讨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在推动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金融危机冲击下浙江模式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作出了政治学维度的深度解读.     

合作治理与城市基层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经历了从单位制、街居制走向社区制的制度变迁.加强和完善城市基层治理,有必要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依靠合作治理提供社区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其中,政府负责提供公共服务,市场主体提供商业服务,非营利组织提供公益服务,三者又通过一定的嵌入机制而在对方领域发挥作用.     

治理与善治的合法性分析

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存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的内在关系之中 ,是权力客体所认可的权力主体占有及运用权力的正当性。现代社会公共权力证明其合法性有两大基本要素 :效能与民主。治理与善治在西方的兴起契合了合法性证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的要求 ,有利于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构与稳固。治理对于当前我国政权体系的重构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构建大部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面对新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表明我国大部制改革已经起步。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理顺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以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为基础,全面剖析大部制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分析大部制借鉴现代公司治理模式的意义,将促进大部制的健康良性运行。     

慈善组织与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善治

现阶段中国慈善组织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传播慈善和公正理念;二、广泛的公益行动;三、有效的政治参与,促进有关公民社会发育的立法;四、监督(批评)政府部门的某些工作。在应对更多社会问题和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慈善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