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季节系列”中王蒙的自我批判

王蒙在其自传性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中,一改早期小说对自我形象的圣洁化处理,对作为自己影子的主人公钱文进行了无情的审视和解剖,从而使这部系列长篇有了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季节”系列对主人公钱文身上存在的负罪和赎罪的罪感,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丧失的奴性,受虐、施虐和自虐的病变,庸俗和闪避的沉沦等几个方面的人格,心理缺陷的书写,使作者的自我批判意识得到了细致和深刻的体现。这既是王蒙自己在暮年对自己的人生总结、人格交代,同时也是从自身开始来对历史进行剖析、审判。这在当代文学史、当代思想史上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叙述伦理研究

结合叙事学和当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成果来对李锐"吕梁山系列"小说中的叙述伦理做出探讨。从小说话语类型的角度出发,主要划分了民间大众的和国家政治的两大话语系统。这种不同话语系统的设置展示的是李锐在这一系列小说创作时所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关注世界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叙述上的需要。对这种关注方式背后作者的伦理诉求的探讨,以及对读者阅读体验和伦理感受的具体分析也是本文区别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方面。     

关于西北乡土的一种书写——简论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

甘肃作家雪漠的系列长篇小说"大漠三部曲"包括《大漠祭》《猎原》和《白虎关》三部,小说聚焦于河西走廊的一个普通村落,通过农民老顺一家的艰难生存与命运遭际再现了西部乡村的现实苦难,语调沉痛激越,风格粗粝狂放,为西部文学的多样化呈现提供了一种悲愤犷悍的书写。这种别具西部特色的书写在他的作品中分别表现于底层生存的观照、乡土焦虑的抒发、乡野活力的呈现、乡土批判的隐现等几个方面。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时空体”:重读高晓声小说的一个视角

高晓声小说中的村镇能让读者清晰地辨认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如巴赫金所言,时间和空间在他的小说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他的小说是农民和权力的故事。依照"时空体"这个坐标系来审视,他的小说中大量的人物、细节和场景,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的空间景观,而弥漫性的甚至互有抵牾的断片,最终让读者感悟出某种历时性的因果关联。     

莫言人类学书写中的乡村家庭父子关系的深层结构研究

莫言的小说中深描的乡土世界家庭内部和谐与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在表层的父子关系结构中深藏着汉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男性特质的家长制思想;用"孝"的道德元素代替平等交流的"爱"的文化思维;好"面子"的文化思维。这些结构模式并不仅仅存在于以往庙堂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中的其他阶层的父子关系中,在乡土世界里的普通的、没有过多知识和文化的农民家庭内部这些深层结构更加根深蒂固。莫言的小说通过对农民父子关系的深描,一方面纠正了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作家对农民"乡野村夫"不懂"礼教"的偏见,另一方面也深入揭示了乡土文化的根性和恒久性。     

资本下乡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

资本下乡在新世纪乡村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乡土书写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批判资本下乡的现实,甚至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的终结,这使得乡村新经验并没有被及时处理和吸纳,不利于乡土小说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资本下乡当作一个事件,如果放置到乡土小说现代性进程中来看待,它也为我们理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症候及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资本下乡使得乡土书写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较难处理的紧张关系,也很容易将作为思想传统的乡村问题脱域化、现实化,带来乡村书写边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等的调整,并弱化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资本下乡是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重新检视乡土小说的发展、转换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视点和方向、营造个性化的乡土写作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贺享雍的长篇乡土小说

贺享雍．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当代四川乡土小说作家。他扎根乡土、坚守乡土,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当代农村发展变革和农民生存状态的乡土小说。本文试从山水咏叹调、农村变革的歌赞与审视、人性之“神”与人性之“魔”这三含方面来解读贺享雍的长篇乡土小说书写。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

文学地理与阎连科的乡土叙事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一方面,通过对“耙耧山脉”的不断书写,阎连科建构了一隅能充分调动自己情感、想象及艺术创造的独特地理空间,这一文学地理也成为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耙耧山脉”这块独特文学地理不仅塑造了阎连科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深度地参与了其乡土小说的主题表达,叙事方式和话语风格。阎连科在建构了自己文学地理的同时,还深刻地意识到“耙耧山脉”这一狭小地理空间所蕴含的民族性、世界性,进而通过对地理的超越,使其乡土叙事获得了更为宽广的世界意义与人类意义。     

发现故乡：论现代乡土小说的“民俗”视野

研究者多将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对故乡＂民俗＂的呈现视为是一种客观写实性反映,却忽略了乡土小说创作与这一时期＂民俗＂概念的引进、作家＂民俗＂视野的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究其底乃是对＂民俗＂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缺乏敏感。因为＂民俗＂是一个现代概念,把故土的种种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视为＂民风民俗＂来进行写作和评论乃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对＂民俗＂视野建构过程的分析将深化对乡土小说现代性内涵的认识。     

格尔茨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实践

20世纪中后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志书写问题的讨论逐渐成为学科内热点话题之一,这实际上是在整个西方学术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下发生的。"记"和"写"代表民族志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概念,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认识论之下的民族志写作模式。通过对格尔茨的两本民族志作品及其人类学理论的解读,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学学科内的这种从"记"到"写"的民族志写作模式的转变。     

“她江湖”文学场与新媒体时代的“女性向”方式

"女性向"是一种将女性定位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化类型,由女性网络社群提供技术支持的"她江湖"文学场使"女性向"阅读成为可能,其建构了一种相对女性化的阅读接受机制,在一定意义上化解了私人化写作时期"看"与"被看"的文化尴尬,呈现了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某种新症候,并在类型化书写与反复出现的过程中影响到了公众的社会性别认知。     

“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

新世纪乡村叙事有两种农民形象的书写。与占主流的"受难农民"形象书写不同,它们要么侧重从"苦难"和"底层"中发掘和构建富有"新生"质素的令人鼓舞的农民形象,要么侧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所面临的深层的精神桎梏。比较而言,后者更能深刻反映出农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因而更深沉,更有力度。     

服装系列设计方法之“抽象方程”论

通过长期的实践教学经验总结,将服装系列设计方法与数学方程联系在一起,形成服装系列设计的"抽象方程"理论,使服装系列设计具有了定向、定量、明确、有序的特征,力求寻找一条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学习实践方法,帮助服装设计初学者尽早摆脱设计瓶颈,步入设计正轨。     

阎连科小说色彩化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

阎连科小说文本中含蕴着充沛的权力书写,它涉及绿色的军营、褐黄色的乡土、黑色的死亡。其中,红色的政治话语书写往往裹挟于性的黄色与死亡的黑色之中。在色彩化的权力书写与解构策略中,其权力表述与批判呈现互为结构与解构的特征。源于权力的规训与惩罚,权力对人性所造成的异化,使得权力书写又呈现出忧郁的冷灰色。     

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王蒙的“季节”系列对《红楼梦》技法上的继承——“季节”系列与《红楼梦》系列论文之二

从三个方面就王蒙在其"季节"系列创作中对<红楼梦>技法上的继承吸取进行系统的比对分析和疏理题名的遍地开花--前者借鉴了后者在文本中众多书名共存以从不同层面表达丰富内涵的方法;真真假假捉对的人物设置--前者吸取了后者两个形象真假相映、互为影子同构展开的人物塑造技巧;元小说的技术操作--两部小说都采用了把小说本身、叙述本身的法则、技巧作为言说对象的手法.     

中国在“合庄”--论尹守国《路过合庄》的“乡土”书写

尹守国的长篇小说《路过合庄》以辽西一个小山村"合庄"为视点切入,聚焦于高速公路修建这一事件对乡村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小见大,展现出广阔的农村生活图景,塑造了新时代农村的农民群像,传达了乡村脱贫致富的时代强音。小说对于乡土世界的深情凝望和对于乡土文化的怀恋与挽留,无不饱蘸着作家对于乡村的深厚感情和热切希冀。小说故事主线清晰,语言简洁质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品格,可谓新时代乡土书写的一个典范。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论沈从文“乡族”与“军族”叙述中的“生活”与“生命”——以《丈夫》和《连长》为例

沈从文小说《丈夫》与《连长》可以代表其小说世界里＂乡族＂与＂军族＂的两个题材,在＂乡族＂与＂军族＂的叙述维度中,作者隐含的＂生活＂与＂生命＂观多有抵牾,充满了潜在写作的无意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