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上层婚姻中的“待年”女子

关于汉代女子的"婚年"或"婚龄",已经多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其中社会上层婚姻中一种特殊的情形,即女童幼时即确定婚姻关系而"待年"者,早有学者关注,并以为即"后世童养媳之俗"。汉代社会上层婚姻中的"待年"女子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生活境遇、心理特征和社会表现。这是婚姻史研究的对象,也是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的对象。讨论相关文化情境,对深化汉代社会生活史的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     

说汉代“孺子”称谓

"孺子"称谓的早期使用见于先秦典籍。钱大昕以为"孺子"为"贵者之称","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然而实际情形是比较复杂的。考察汉代社会称谓使用的具体实例,可以看到"孺子"多用以指代一般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况下,"孺子"指称成年人,则有鄙视之义。由此理解汉代社会未成年人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后来民众对官员的崇敬爱戴被称作"孺慕",则是下层社会以"贱子"自卑的奴性心理的表现。     

汉代社会的孤儿救助形式

汉代社会福利诸形式包括对孤儿的抚养救助。执政者多有对“孤”赐帛、赐粟的政策,法律也有关照“婴儿无父母亲属”者的规定,民政事务中的“慈幼”原则也要求“养孤”、“矜孤”。当时民间对孤儿承担了一些抚养责任,而亲族成员的相应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无子的家庭也可以依照法律收养孤儿。这些情形都对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有积极意义。     

汉代“童子郎”身份与“少为郎”现象

汉代史籍可见"童子郎"称谓,体现出未成年人政治参与的一种特例。所谓"少为郎"成为许多行政人员最初的经历,也是行政史的特殊现象。未成年人以"郎"的身份在宫廷生活中的表现,又透露出色彩微妙的文化风景。后世以"郎"作为男性青少年的社会代号,出现"儿郎"、"少年郎"等人称形式,应当与汉代"童子郎"称谓及"少为郎"现象有关。     

简论中国古代"恤幼"思想及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

中国古代深受儒家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恤幼"思想就是表现之一."恤幼"思想认为国家、社会和长者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在刑事责任年龄上、在刑事处理上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以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这些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确立"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强调未成年人宜教不宜罚的"保护主义优先原则"以及构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等等,对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汉代“劫质”行为与未成年受害者

汉代“劫质”行为是军事政治争斗的手段,也构成了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劫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是常见的情形.研究当时未成年人生活,应当对于“劫质”现象中的相关情节予以关注.有人“劫执”桥玄少子以“求货”,桥玄以强硬态度拒绝,并力促攻击犯罪者,致使其子被杀.桥玄又建议朝廷“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据说因此降低了“劫质”发案率.人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反映了面对“劫质”犯罪不同的情感倾向和处置方式,可以看作社会史和司法史研究的重要素材.而未成年人在法律和亲情复杂纠结时完全被动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生命权利在作案者和办案者双方都未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其生死在历史记忆中往往缺失的情形,都值得人们深思.     

两汉时期的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是汉代社会一个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具体来讲,"天人理论"在汉代政治领域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伦理、政治斗争和"神道设教"。除了在政治领域内对"天人理论"的运用之外,汉代民间的社会心理层面对"天人理论"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性,这种朴素的理论形式构成了后世民间天人理论的基础。     

汉代“小儿”称谓

汉代社会的"小儿"称谓,原本指未成年儿童,亦有社会称谓取其转义,即以"小儿"称成年人者,语义复杂。其中有取亲昵义者,有取轻蔑义者。关注以"小儿"指称成年人所暗含贬损之义,有益于认识在当时通常社会意识中未成年人的地位。     

略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各方面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类型多元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成员团伙化的特点.家庭负面影响、学校应试教育模式和社会不良风气等是构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清代京师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

文章通过刑案资料,对清代京师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进行了讨论和分析。主要内容有:形式各异的略卖活动;受害人被拐诱的原因;被拐妇女的去向,她们的年龄和买卖价格;官府对略卖妇女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司法实践。并结合相关内容,对清代拐卖行为始终兴而不衰的社会原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论元杂剧《汉宫秋》中的穿越现象

马致远《汉宫秋》杂剧中不少曲词出现了时代先后杂糅的穿越现象。剧中虽存有汉代人说唱汉代以后事这种"不合理"情形,可从未影响和动摇此剧的杰出成就与崇高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曲论家对历史剧中的此种情况均持宽容态度。这对今人阅读理解古代历史剧和创作当代历史剧,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未成年人犯罪动机抑制研究——以规制恶性案件的公开报道为切入点

未成年人是富有模仿天赋的人群,他们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随着新闻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愈来愈趋于暴力性、耸动性,其对于未成年人的影响也渐渐呈现。未成年人通过模仿网络、书籍中记录的案件进行犯罪设计的例子屡见不鲜。本文针对此种情形进行分析,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而提出若干可行性建议。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三大公害"之一,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对象,本文分析稍嫌浅显粗糙,旨在求教于大方之家。     

预防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的对策——以南宁市良庆区为样本

自建区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良庆区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已严重影响良庆社会的治安。为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特点和原因的分析,提出了预防未成年人"两抢一盗"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道光以来江浙地区略及略卖女性现象初探——清代刑部题本婚姻家庭纠纷研究

古代将拐卖人口称为“略卖人”,对这种破坏家庭、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罪,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在可以考证的法律规定中,无不对“略卖人”处以重刑。清代,略及略卖女性现象依然严重。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婚姻家庭纠纷之分省档案为依据,通过个案分析来观察道光以来,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略及略卖女性现象,找出其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

汉代"亡人"的存在背离"编户齐民"理想社会组织秩序。作为行政管理者难以控制而实际上长期存在的社会人群,"亡人"的活动往往促成了生产技术和文化礼俗的自然传播。"亡人"的数量和流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若形成规模,也可能导致"流民"运动。分析汉代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进步的原因,不应当忽视"亡人"和"流民"的积极的推动力。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出了新情况、新特点.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既有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内部原因,更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外部原因.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必须不断完善家庭教育机制、社会预防机制、心理干预机制、媒体自律机制和司法惩教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吏的私人通信

《宣与幼孙少妇书》是居延汉简中一件颇值得辨识和研究的书信。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西汉夫寄妇书也";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与家书无干,"实乃某一烽燧戍卒对另一烽燧戍卒即‘宣’对‘幼孙少妇’之函件","幼孙"为男子名,"‘少妇’乃‘幼孙’之字"。以上两说皆有误。从《宣与幼孙少妇书》的释文、格式、称谓、礼节和内容来看,此信之写作是汉代边吏间的私人问讯与联络,而非公干;作信人"宣"是一位都吏,受信人"幼孙少妇"是一位候长及其妻子。     

浅析东汉士大夫忠君观

随着"三纲五常"伦理意识的不断加强,汉代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也有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本文从汉代士大夫忠君观的体现中,挖掘其深层的原因,从多种角度认识汉代士大夫的忠君理念。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矫治对策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当今世界十分关注的复杂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吸毒与贩毒、环境污染被世人列为"三大社会公害",青少年犯罪到首位。文章针对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持续增长、违法犯罪类型多样化、恶性程度加剧暴力型犯罪和财产型犯罪突出的现状,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有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矫治对策,并对完善我国已有的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治制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有所帮助。     

两汉时期“桑女受辱”故事文本化演变的价值与意义

古老的习俗风尚以某种强大的习惯力量存在于社会之上的现实,促使汉代的政治家们开始了他们"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如果将这种"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看作一种行之有效的政制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措施和行为的话,那么,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为社会主体意识和主流思想服务,是汉代文学的政治使命。汉代文学为实现这种政治使命而进行的文学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中,汉代文学的表现和作用。在这方面,传统"桑女受辱"故事于两汉时期的文本化演变,具有着典型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