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汉赋家的入仕

两汉赋家多入朝为官,其入仕途径以察举、辟除、征召等方式为主,入仕初期多任郎官.不少汉赋家跻身汉代高级官吏行列,然文学特长并非其主要凭借,这与汉代选官制度的价值取向有关.汉赋家的入仕途径在汉代不同时期有所变化,由汉赋家的入仕可见汉代察举制度的发展变迁,亦可见中央皇权的盛衰变迁.     

汉代政论文的主题演进与风格嬗变

两汉政论文的发展颇为迅速。政论文的功利性和时效性,决定了它与时代需要、社会风气,特别是与士人心态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汉初文人喜借题发挥,以史为鉴而述治国方略,文风疏直激切;西汉后期和东汉前期,儒士多本经立义,婉曲作论而谈理政之宜,文风雍容温润;东汉后期文人常径遂直陈,横议朝政以痛斥时弊,文风刚劲质朴。汉代政论文的巨大成就,对后世文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礼教育的特点

汉代礼的教育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朝廷居于主导地位;二是地方官在对民众和僚属的教育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三是官学、私学及家学是礼教育的重要途径;四是西汉礼的教育强调皇权威严,而东汉则更突出尊卑有序的官僚礼制和家族之礼,两汉礼的教育理论不断成熟;五是汉代礼的教育不仅创造了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培养了高素质的官僚队伍,提高了各阶层的文化修养,而且促进了边远少数民族的文明进步。     

汉代的勤工俭学

汉代学校教育体系的日渐完善和招生的大众化使平民子弟学习的途径更加广泛。他们中许多人家境贫寒,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以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资用问题。其勤工俭学的方式主要有佣工、佣书、都养、经商等。读书入仕,是众多学子艰苦求学的主要动力。     

汉晋文献中的征士、聘士与征君

征士、聘士最早出现于东汉后期的文献中,征君则出现于魏晋之际。在内涵上,征士、聘士二者相通,并随着时代变化而同步变化。征士、聘士作为社会对士人的积极评价,其产生与汉代的征召制度、东汉后期名士清议之风以及汉代推崇隐逸的社会风气有紧密联系;征君的出现,则是历史书写受魏晋以下东汉时代观影响的产物。研究证明,历史书写往往受到社会风气、文化思潮以及语言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     

从出土简牍看汉代马价

在河西汉简出土之前,学术界对两汉马价的探讨主要依据传世文献,认为汉代马价在1匹15-20万钱之间.河西汉简的出土,为学术界重新认识汉代马价创造了条件,一些学者认为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在1匹5000钱或1万钱,但这种意见仍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认为两汉时期马价波动幅度很大,1匹5000钱左右的马价只是两汉时期内地的最低马价,汉代内地马匹的常价多数时期在1匹2万钱以上;河西地区的马价要低于内地,马的常价在一匹4000钱至1.5万钱之间,在王莽末和东汉初年,河西的最高马价也可能达到一匹数十万钱.此外,河西汉简记载的死马价格与文献记载的死马价格基本相当.     

两汉造园要素比较研究

在我国以往的汉代园林史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西汉皇家园林而忽略对东汉园林的研究,或将两汉、秦汉园林混为一谈。笔者从园林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比分析两汉时期的社会背景、审美思想,并将园林创作思想、技法、造园成就等要素进行对比,详细阐述了东汉较之西汉在造园思想和审美的不同之处以及造园技术的进步之处、东汉造园的发展与魏晋士人园林的兴起有着不可忽略的关联,探讨了东汉园林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乾嘉士林风气初探

影响和表率着社会精神面貌的士林,主要是由从事科举道路的读书士子和已入仕的有地位、有声望的读书人(士大夫)两大层次构成。而风气,则如梁启超所论:“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日译语为‘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其性质几比宗教矣”。     

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

侯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封侯而设,侯免则废。西汉时期,侯国经历了从直属中央到从属汉郡,从遍布王国到尽归汉郡的变化;西汉有侯则有国,东汉有侯则不一定有国。从侯国的变化不仅可以看出两汉间列侯地位的下降,也可以看出汉中央在利用侯国赏功的同时,成功地利用侯国来削弱王国。侯国的设置是人为的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设置与废除为汉代地方行政带来不良影响,为纠正此弊,东汉政府采取了省并县邑及乡、亭侯不立国的对策。     

两汉生死观的演变及其艺术表现

两汉时期人们对于生死的看法 ,不尽相同。西汉仙论最盛 ;东汉鬼论发达 ,二者同样源于汉代发生的对于生死的自觉认识和体验 ,后者比前者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暂、死亡的恐惧。两汉生死观念的变迁也通过画像艺术生动地表现出来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汉代奏疏艺术论略

奏疏是汉代发展最为充分的一种散体单行文体,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艺术风格上它都足以成为汉代散文的代表。由于政治环境、社会风气和士人心态等因素的影响,奏疏的文风相当明显地呈现出由雄浑壮丽向典雅深厚到疏荡清峻转变的痕迹。奏疏的巨大成就也导致了两汉散文以理为主的审美特征。     

汉代奏疏艺术论略

奏疏是汉代发展最为充分的一种散体单行文体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艺术风格上它都足于成为汉代散文的代表。由于政治环境、社会风气和士人心态等因素的影响 ,奏疏的文风相当明显地呈现出由雄浑壮丽向典雅深厚到疏荡清峻转变的痕迹。奏疏的巨大成就也导致了两汉散文以理为主的审美特征。     

两汉公府辟召制度探析

公府辟召是两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员入仕途径,作为一种高级官员自辟掾属制度,既是中央高级官吏的一项特权也是简拔人才的手段,曾为政府输送了不少人才。同时,由于选人用人上存在着很大的自由,在政治混乱时期,它容易脱离监管,造成吏治腐败。门生故吏之风的盛行,也对中央集权制造成危害,成为东汉后期分裂的根源之一。     

汉代公主名称品级及其他

本文所选取的汉代公主，主要指帝女或帝姊妹，对汉代和亲公主不加赘述，在叙述过程中，为行文方便，暂把汉代公主作为一个阶层进行论述。主要对两汉公主名称、爵位的由来变化，所受教育状况，穿着礼仪以及平日的娱乐活动做一考察，以期展现两汉时期公主的日常生活状况。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古籍注释的起源及其在战国两汉的发展

古籍注释的起源是春秋战国时期用口语对前代典籍作注解。古籍注释在战国时期即已初具雏形 ,在两汉有较大的发展 ,而在东汉末达到成熟。汉代古籍注释的发展和成熟是通过古文经学派的注释逐渐发展 ,以取代今文经学派的注释来实现的。汉代的古籍注释在古籍注释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它从注释途往、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和注释体式等方面为汉以后的古籍注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

“任子”是两汉封建官吏子弟入仕途径之一.对此,《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只是提出了通过这条道路作官的一些具体人物.《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虽然把“任子”列为专目,但也仅仅是举出了“任子”的一些事例和“任子”的类别.《通典》和《文献通考》亦无详细记载.因此,要研究“任子”问题,主要是须要通过史籍中的“任子”事例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