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控股结构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综述

对股权集中的市场环境下金字塔控股结构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理论与实证进行了系统性回顾。回顾中发现,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冲突下,企业普遍存在着非效率投资行为,这些投资行为主要跟控制权私有收益、自由现金流、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结构有关,而这些影响因素又无不与金字塔控股结构中的终极控股股东性质、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等有关。进一步指出,以后在研究金字塔控股结构和企业投资效率时,应该将控制链条数、控制性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制衡性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也考虑进去。     

新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该文选取新疆2007—2012年数据完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新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新疆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因而在疆内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即股权集中度与疆内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前两大股东均持国有股份时较为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通过改善疆内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国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企业中发展非国有股东、积极发挥公司内股东之间的制衡作用,来减少过度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新疆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和新疆经济的腾飞。     

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总体上负债不仅会抑制低成长企业的投资支出,同时也会对高成长企业的投资产生约束。为了加深认识负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样本划分的基础,进一步重点研究了不同股权结构下负债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低成长企业中,如果股权比较分散,负债会抑制经理的过度投资,而若股权高度集中,负债一方面会导致股东过度投资,而另一方面又对过度投资产生治理作用,并且治理效应大于过度投资效应;在高成长企业中,如果股权比较分散,负债与投资不相关,而若股权高度集中,负债将引致企业投资不足。结论不仅支持了负债代理理论,而且为负债治理效应提供了有力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当控制权转移发生之后,公司的短期绩效提高显著,中长期绩效也有所提高,但绩效改善的持续性不足.股权制衡组的绩效优于股权高度集中组,股权高度集中组的绩效优于股权分散组,一定的股权制衡度有利于公司的发展.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包括Z与W指标)与公司绩效呈倒U型关系,当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0.65、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1.72倍时,公司的经营绩效最好.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分析——以巨潮民营样本为例

以2007-2009年174家巨潮民营样本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是内生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公司绩效反过来会显著影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在OLS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考虑内生后,相关性不显著,反过来公司绩效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性正相关。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联性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笔者考察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通过对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373家上市公司9年数据的收集,应用混合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参数,实证研究发现:(1)经营绩效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线性关系在不同股权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明显存在的。(2)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当股权制衡指数变小时,公司绩效显著提升,这证实了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约作用,从而限制了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剥削,减少了"隧道效益"作用。     

存在控股股东下的卖空治理效应及其检验

中国“一股独大”的特殊股权结构对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不可忽视。以中国融资融券制度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企业的投资行为,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中国控股股东的存在对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进一步地,考察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股权治理机制（如股权制衡、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持股）对存在控股股东情形下的卖空治理效应的影响。经检验发现,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的企业在引入卖空机制后,其投资支出（或过度投资）的下降程度更大,符合所提出的“卖空压力假说”的预期;不仅如此,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卖空的治理效应越大。在进行了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股权制衡较弱的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较高或主要由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持股较低的企业中,卖空的上述治理效应得到强化。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以大股东控制为典型特征的股权结构有效促进了卖空治理效应的发挥。     

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基于双重代理理论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双重代理理论,以2007年中小企业板披露研发数据的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动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大股东持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即第二大股东持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高管-股东代理削弱了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产权性质、大股东控制程度与投资效率--基于Shapley指数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这种约束势必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本文选用基于海洋博弈模型（ Oceanic Games）的Shapley指数来测度大股东控制度,研究了后股权分置时代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而言存在一定程度的投资不足,特别是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大股东投资决策的积极参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企业因融资约束而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大股东的这种积极作用在非政府控制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面临发展困境时,大股东的自身资源和决策对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重构我国股东除名制度

股东除名是指公司强制解除股东资格的法律制度。股东除名制度相比其他解决公司内部矛盾机制要优越,不仅可以化解矛盾,而且可以确保公司的存在,是公司法非常重要的制度。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虽对股东除名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规定不尽完善,不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     

股东至上论质疑

企业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不是根据企业性质的变迁来解释真实的企业世界,只是充当了一个论证“股东至上”的工具。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物质所有权至上的主流企业理论,由于其逻辑上的内在缺陷,其理论假设和实际应用等方面,越来越遭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质疑和批判。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认为随着上市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在绝大多数情形下,股东并不负责管理公司,也不提供资本或接受负债,没有理由保有对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的所有权。将劳动者们劳动创造的绝大部分分给投机者们,这其实是违反了市场原则。只有把财富和利润分到它的创造者手中的时候,效率才能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论类别股东表决制

类别股东表决制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项新制度,还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要加建立法,加强研究,明确类别股的界定、类别股东表决制的出席要件及表决要件、表决方式等,完善类别股东表决制,以便中小股东更有效地行使表决权。     

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

资本多数决原则是公司决策的基本原则,但在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大股东往往会滥用其控制地位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赋予股份回购请求权,即在公司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允许异议股东以公平合理的价格退出公司,不仅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大股东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股东有限责任的取得与丧失

股东有限责任的正当性取得在于履行维持公司资本充实及财产独立的义务,其丧失就是违反了这一义务.股东违反义务的行为具体表现为:虚假出资、侵占公司财产及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混同.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

新《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的派生诉讼提起权,但我国派生诉讼制度目前在实践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完善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一方面应当通过赋予胜诉股东某些特定直接受偿权,强化激励机制,鼓励中小股东积极维护公司及其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健全派生诉讼的约束机制,通过设置前置程序和恶意诉讼赔偿等措施,防止权利被滥用,减少滥诉现象。     

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我国新《公司法》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国际化接轨的需要,它对于制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内部人员滥用其权利,平衡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权利,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但是,该制度在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的范围、公司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前置程序等几个关键问题尚待进一步地完善。因此,文章在对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该制度在适用中尚存在的问题,通过比较并合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新《公司法》中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提出完善建议。     

论股东的董事候选人提名权

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其所享有的董事选举权实际上是一种"被动性"的权利,即只能对由公司控制股东通过董事会提出的董事候选人投赞成或者否决票的权利。为保障中小股东能够真正享有董事选举权,有必要将股东的董事候选人提名权从股东提案权中独立出来作为一项独立的股东权利予以规定。在立法上将股东董事候选人提名权从股东提案权中独立出来,不仅有利于凸显董事候选人提名权的重要性,确保股东民主真正实现,而且便于股东董事候选人有选择性地适用股东提案权的规则。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文章分析了该制度的价值,主张我国亦应设立该制度.并从原告股东资格、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范围、前置程序、原告股东的诉讼费用补偿请求权、胜诉原告股东的比例性赔偿请求权五个方面对不同国家的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的制度设想.同时指出该制度的设立需要现行民事诉讼法面临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