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空间的分布与选址因素探析——以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为例

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可分为明代城内寺院、清代城内寺院和城外寺院三类,这三类寺院分布于今天兰州城市内外的各个区域,而它们的选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口、地理、历史和风水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城市寺院,其分布与选址具有明显的特征,从中也可窥见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空间和职能的泛化与城市人口信仰的世俗化倾向。     

历史视域下的京津冀夜市经济

京津冀夜市首见于唐。唐宋时期主要分布于河北地区,形态单一;元明清之后京津冀夜市异军突起,其形态与规模优于同期北方其他区域夜市。京津冀区域内夜市分布、形态、规模差异明显,折射出传统社会京津冀社会经济与城市发展大势。政治权力与城市地位、城市发展与转型、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等区位因素成为影响区域夜市经济发展轨迹的重要力量。     

北宋东京的社会变迁与士人交游——以宋徽宗时代为参照的考察

都市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形的空间、无形的制度与活动的市民伴生互动的过程。对于身在东京的士人而言,其活动的内容与方式难免要受到城市环境的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宋徽宗时代的东京开封,是历史上开封最为辉煌的一段历程,在开封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市民活动的时间和空间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东京士人在夜晚的活动不再受限制,也能够更加自由地出入酒肆等商业娱乐消费场所。然而,与宋徽宗时代东京的市井繁荣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的士人交游圈没有了此前的热闹活跃,呈现出一派沉寂冷清的景象。之所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既有徽宗时期人才匮乏的原因,也与当时的政治高压有关。     

从遗存碑文看开封犹太社团的社会生活

古代犹太人大约在宋代入住开封,一直享受与主体民族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发展的文化环境;但由于开封城市经济和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以及战乱的打击,开封犹太人不断外迁,社团规模萎缩;其职业构成也发生了一些渐进但重要的变化,由商业文化向科举文化嬗变.社团规模、职业构成和社会生存环境的变迁,使开封犹太人社团在不断萎缩中走向了消亡.     

河流变迁与城镇区域地位变化——以开封陈留镇为例

黄河改道在历史上很频繁,这对其流域内的一些城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古代,河流频繁改道,下游地区的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城镇地域的变化即是其中一例。开封市辖区内的陈留镇,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地位和开封同样重要。如今两地历史地位的落差,即是河流变迁的历史结果。开封和陈留受此影响明显,对于我们研究城镇区域地位变化具有典型的意义。通过对历史上黄河改道的考察来分析两地历史地位的变化,提出两地未来发展的建议。     

秦汉时期南阳的商业气息

秦汉时期,各主要城市精心规划,原本服务于军事和政治目的的城市,也大多在此时增添了工商业性质。南阳随着陆路与水路设施的修筑,交通通达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其地位已名列于长安和洛阳之后,跻身成为第三大商业都会。商贾大族的聚群而居促进了南阳城市商业发展。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南阳保持住数百年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     

城市区域理论及其政策导向

城市区域理论是全球化时代城市化的主流理论,反映了在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当代城市化理论在跨学科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全球化因素的作用下,城市区域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和地域空间的重构,区域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治理框架和政策过程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在政策层面上,城市区域理论主张加强城市区域的竞争地位,重塑城市区域的政治地理,建设包容性的治理框架和多样化的发展模式.     

西方人对中国开封犹太人的调查始末

自从利玛窦于1605年在北京会见开封犹太人艾田之后,西方才首次知道了在开封存在着一个犹太人社团.从此之后,西方的入华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官和西方犹太人代表,陆续对开封犹太人进行了300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他们搜集到的资料,是现有的研究开封犹太人的第一手文献.西方人根本不关心拯救濒危的开封犹太人社团,而只注意掠夺那里古老的希伯莱文经卷.他们的调查与研究历史的行动,和开封犹太人社团一步步走向灭绝,是在同一时期发生与进行的.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学校与城市:校园变迁对近代成都城市空间的影响

学校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变迁往往会对城市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在近代成都,新式学校出现之前城内以贡院为导向的旧式学校塑造出传统的城市空间。而清末民国时期,以国立四川大学及其前身为代表的新式学校逐渐成为成都城市空间构建的重要参与者,其开办和之后的校园变迁对当时成都城市空间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成都早期现代化的显著表达。     

明清时期江南县治的城乡区隔与城市治理：以常熟县为中心

明清时期城乡关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城乡连续统一体”的特征,但城墙在治理层面上仍有一定区隔作用。常熟在此时期内为苏州府所辖县治城市,空间形态上,其城厢虽属于积善乡,但始终存在着有别于乡都体制的在城图。治理实践上,常熟邑境河道事关太湖泄水,城内河道疏浚则无关江南水利大局,虽然民居侵占河道问题严重,但官府日常治理成效不著。治理挑战方面,常熟筑城往往被城内居民“浮议”所阻挠,战时状态下官权得以强力贯彻,但筑城工作中的“根本利益”与“既得利益”难以兼顾。常熟的案例表明,明清时期,即使在中小城市,城墙之内的空间形态与治理逻辑都与城外有所区别,也面临着城市独有的挑战。     

论开封在北宋时期中原城镇体系中的职能

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城镇体系的组成,主要是以首都为中心,各沿河州府为基层的一套城市系列为组群。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因此,研究北宋时期开封在中原城市体系中的职能,为现今中原城市群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经验,对于提高开封的城市化进程也有同届不可忽视的影响。     

汉魏六朝时期神农炎帝文化的传承与变迁

汉代到南北朝时期,神农炎帝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四大变化,即炎帝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神农在农业文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神农炎帝文化明显丰富,有关神农炎帝的信息明显增多。影响神农炎帝文化传承的原因是民众意愿、社会政治、农业发展、时间与空间、人群与书籍。     

宋代开封饮食生活的历史考察

宋代开封饮食生活的历史考察姚伟钧北宋时，开封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外贸易枢纽，城内商行林立，酒楼饭馆鳞次栉比。《东京梦华录》称：“集天下之珍奇，皆归于市；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可谓是中原饮食文化的鼎盛时期，在中国饮食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南宋临安城内寺监安置探析

南宋政权建立初期,寺监的构成几经变化,经过多次并省、重建,最终在宋孝宗统治初年定型。对南宋政权来说,在临安城内嵌入包括寺监在内的行政机构,是使这座城市从地方都会变为政治中心的必要条件之一,不过临安城内空间有限,并且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拓展,因此寺监的安置极其不易。因为与其他官用设施、民用建筑在土地资源的获取上存在竞争关系,寺监衙署迁址的频繁程度在帝制时代首屈一指,多与住宅、店铺为邻的空间特性也给寺监的日常运行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南宋寺监安置的曲折过程是临安的都城机能与城市空间相互冲突、彼此调适的缩影。     

唐五代洛阳开封间的交通路线

有唐一代,洛阳建制曰东京,开封原为汴州的治所,“安史之乱”以后,又设宣武军衙署于此。洛阳、开封,地居中原,水陆交会,①不仅是重要的政治都会,而又皆为著名的经济城市。②五代以降,洛阳、开封的政治地位并未降低,除后唐以洛阳为京师,开封为汴州和宣武军节度使治所外,梁、晋、汉、周均建为西京和东京。由于两者地位的重要,唐、五     

现代法中的民法与宪法关系

宪法产生之前,民法扮演了法律中最为重要的地位。近代法时期,宪法产生之后,民法与宪法关系处于平行的状况。随着现代社会的变化,民法在理性追求、损害救济上也发生了变化,导致了其地位的下降。宪法则最终确立了其最高法的地位。宪法基于其根本法属性与高级法属性,成为民法的制度基础和价值依托。     

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与浙东海上交通的变迁

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始于两晋时期,最初以朝鲜半岛为输出区域,隋唐时代其输出范围扩大至日本列岛,晚唐五代时期越窑青瓷外销空间延伸到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伴随着越窑青瓷对外输出规模与范围的不断扩大,越窑瓷业中心--浙东地区港航水平也逐渐提升,作为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浙东越窑青瓷海外输出的规模长期领先于国内其他窑系,而浙东明州对外海上交通枢纽港的地位也因此得以确立.     

六朝时期浙江地区城市经济散论

秦汉时期，浙江地区虽已设郡县，但因地处僻壤，远离统治中心，故而经济并不发达。大部分郡县城市在当时实际上只是统治据点，仅有的经济活力也仅限于浙东北的会稽一带。六期时期，随着政治地理的不断开拓，浙江地区在全国封建统治中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这一变化带动了本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许多城市由于便利的水陆交通．突破了原来区域经贸的狭隘性，经济市场辐射面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以山阴、乌程等地为代表的区域性甚至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商贸中心。而浙中、浙南也于此时走上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道路。     

新经济背景下区域空间结构转型研究

新经济背景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依存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文章在揭示两种空间不同逻辑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空间条件下城市与区域进行空间组织的新模型。在新经济背景下,提高空间组织质量、调整与优化空间结构、促进地方空间成长是空间转型时期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