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批“俗本”看贯华堂本《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关于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研究,现今多集中于其批语的理论性,而对于金圣叹所修改的贯华堂本《水浒传》的文本却少有人问津。相较于金本所用底本袁无涯本《水浒传》而言,贯华堂本(即金本)《水浒传》文本的艺术成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金批中有"俗本"一词,其所相对的便是金圣叹所作的修改文字。通过对这些金本所修改的文字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金本《水浒传》在字词句的精炼、人物的改造、情节的修改、修辞技法的运用方面都做出了完善,而这些完善也使得金本《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更加的突出。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千载第一酒人——武松形象论略

酒是《水浒传》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元素,水浒故事中众英雄大都与酒结缘,其中武松便是尽人皆知的一位爱酒好汉.武松爱酒达到了痴的程度,无酒就无故事,前半部"武十回"故事内容就是因写武松痴于酒而愈发精彩,酒使得武松这一人物形象也更加饱满丰富,酒痴武松神勇、仗义、机智诙谐的形象得以确立.同时酒也使英雄武松的性格缺陷:嗜酒惹祸的流氓习气、义的盲目性、杀戮之滥暴露无遗.     

《水浒传》食人情节探析

《水浒传》有很多食人情节的描写。这些情节从一特定角度表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现实残酷的、非人性的一面,表现出小说反映历史现实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但《水浒传》作者将此种情节与英雄形象相联系,在创作主体倾向性上缺乏应有的批判性,是小说在情节处理上的失误。它反映了作者人性观念的缺陷,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     

《水浒传》与酒文化

翻开一部《水浒传》,真可谓酒香扑鼻,令人不饮自醉。据统计,《水浒》全书120回中,说到“酒”、“饮酒”“醉酒”的有106回,有的回目竟有十来次说到酒,正面展开醉态描写的就有25次之多。细读《水浒传》,酒确实无处不在:聚义要喝结盟酒,送行要喝饯别酒.出征要喝壮行酒,胜利要喝庆功酒,……书中凡写得精彩的章节,无不和喝酒有关。酒与英雄相得益彰,使梁山好汉平添了一分分英雄气。嗜洒,成为英雄本色的一部分。酒,使《水浒传》生发出一段段动人心魄的传奇故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酒,就没有《水浒传》。1 《水淋传》中酒的种类繁多,从村野农家的茅柴白酒到宫廷内院的黄封御酒,应有尽有。比较低等的.有村醪水白酒、社酿、浑白酒、黄米酒、茅柴白酒等,大约都是以谷物为原料,加曲酝酿成的低度米酒《水浒传》中比较高级的酒,有景阳冈的透瓶香,又称“出门倒”.白虎山孔家庄的青花瓮酒,江州琵琶     

《水浒传》写"心"说综析

《水浒传》为谁写"心"?历来众说纷纭为农民写"心",为市井细民写"心",为江湖游民写"心"等等.但通过对作品内容、人物性格和说书者思想感情倾向的分析,可以认为《水浒传》是以写"士心"为主和为其他阶层写"心"为辅的作品.这是因为施耐庵有着"替天行道"、不平则鸣和辅国安民的"南柯之梦".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     

《水浒传》的文本演绎与说唱色彩

《水浒传》作为累积型的小说创作,是由不同地域的书会才人在不同时期所创作的具有表演性质的话本、唱本聚拢而成;在其话本、唱本的阶段具有很强的表演性;水浒故事能够经过长时期的演绎与演进,终于成就这样一本大书,一定有其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核心理念,那就是忠义。《水浒传》文本体现的表演性质和说唱色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水浒传》文本中处处表现出的说书口吻与说话色彩;二是《水浒传》文本中虽然历经多重删削但仍大量存在的韵语骈文,主要是对山川景色、人物装扮、事物情理等,进行描摹、刻画、抒情;三是《水浒传》文本中出现的不少的"隐语""偈语"。当然,今天我们看到的《水浒传》除仍然带有鲜明的说唱色彩外,还存在着一定的结构罅隙与情节矛盾。     

《水浒传》与《周易》的“阴阳”思想

《周易》的"阴阳"思想渗透进华夏古代文化的角角落落,《水浒传》也具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其中的治乱认识、华夷之辨、贤不肖之分、忠奸之争以及儒、道思想等都与《周易》的"阴阳"思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周易》的"阴阳"思想是理解和解释《水浒传》的一把钥匙。     

中国“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9月"十字坡"野猪林"与水浒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毗邻河南的山东莘县举行,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有关《水浒传》十字坡、野猪林的地理与历史掌故;有关《水浒传》十字坡、野猪林叙述的精神意义与艺术特点;有关《水浒传》文本及其渊源、文化精神研究;《水浒传》文学史影响及其当代价值定位问题。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存在雷同的毛病

《水浒传》描写英雄好汉上梁山的故事，有许多精彩动人的情节，读后能够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故《水浒传》一书是以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而见长的。但是，《水浒传》在故事情节的描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也有一些弊病，其中最明显的弊病就是有的时候故事情节雷同或者相似。书中比较典型的事例便是防送公人押解囚犯，途中为了贪财而害命的情节描写。例如董超、薛霸押解林冲到沧州的故事，作者先是写了高俅派心腹之人用重金收买董超和薛霸，然后董超和薛霸便在押解的途中，用滚烫的热水将林；中双脚烫伤，使林冲反抗能力下降，然后又在偏僻的树林里用欺骗的手段将林冲捆绑在树上，使其完全失去反抗能力，最后在董超、薛霸下手杀害林冲的时候，被鲁智深突然救下。这个故事情节，堪称《水浒传》中的经典情节，写得非常出彩。然而，任何出彩的故事情节在同一本书中也不应该重复出现，     

《水浒传》“两头大中间小”的情节结构

古今中外小说的情节结构，一般都呈现出由小到大，逐渐展开的方式。即故事情节最初是由某个或者某些事情作为由头，然后沿着这些故事的线索，逐渐形成故事的高潮，再从高潮走向结局。但是，《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却是非常独特的．打破了故事情节由小到大逐渐发展的常规模式，采用一种“两头大中间小”（即两头线索多，中间成为聚焦点）的情节结构方式：在一百零八将上梁山之前，《水浒传》的故事情节线索非常多，分别写了王进、史进、林冲、鲁智深、武松等许多英雄故事，而这些英雄故事是由一个一个在情节结构上相对独立的小故事构成的，不过这些小故事绝不是零乱和互不相关的，一个一个小故事的线索都集中向梁山发展．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是情节结构的聚焦点。在一百零八将上梁山之后，故事情节再由聚焦点向外扩展，人物的命运又分成相对独立的小故事进行，与一百零八将上梁之前的故事情节相类似。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情节结构，形成了《水浒传》情节结构总体上“散而不乱”、“形散神聚”的艺术特色，众多故事情节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内在的逻辑性非常强。     

《国民杂志》的两次长篇小说征文

1942—1944年间,《国民杂志》先后举办的二次长篇小说征文活动是日伪统治者为奴化中国而采取的文化策略,是打着"振兴"的幌子干着文化殖民的卑劣勾当。虽然第一次征文获奖的两部小说《生之回归线》与《新生》在局部上有一些情节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人物也有可感之处,但总体上主题虚假先行,思想媚日反动,情节拖沓荒谬,人物概念说教则是其共同的特性,是典型的"汉奸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即生即灭的艺术泡沫;第二次长篇小说征文的获奖之作《牛》寓意虽可取,思想上既不反日也不媚日,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作家对这一寓意的艺术表现并不到位,结构失衡,人物塑造不给力等,使得《牛》的艺术成就并不高,由之也可见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贫乏与荒芜、平庸与苍白。     

《封神演义》抄袭《水浒传》例证

《封神演义》是一部在民间有较大影响的神魔小说。作者写此书是想与《西游记》、《水浒传》相抗衡,跻身于名著之列。清代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封神演义》“意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但作者的主观愿望与社会效果并未达到统一,《封神》远逊于《西游》和《水浒》,其原因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似志在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     

《水浒传》《金瓶梅》武松形象塑造异同论

《金瓶梅》移植《水浒传》里集中写武松的那一段故事,然后把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敷衍铺张开来。但是,由于该书不再是以武松为主角,也无意表现其英雄本色,所以,在情节安排上,大量压缩、删减原书中武松的英雄事迹,有意淡化他在读者心目中的高大光辉形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就有了看似细微实为重大的改变,即明显地对武松加以＂矮化＂。     

酒与《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水浒传>中酒及饮酒情节的反复出现,对<水浒传>叙事艺术成就的取得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叙事要素,酒不仅贯穿了<水浒传>故事始终,成为一条潜在的叙事线索,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线索功用的同时,也为整部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而且还巧妙地发挥着调整小说叙事节律并适时推动相关情节向高潮发展的叙事功能.同时,反复出现的酒与饮酒情节,对<水浒传>的叙事风格和叙事意象也起到了强化与丰富的作用.     

楚地巫风与屈辞“寓言体”考论

《庄子》"寓言"本义是"藉外论之",即借他人之口发表言论。与戏剧"代言"有别,"寓言"是借人物之口言己之意。屈辞虽是屈原抒发情感之作,但不是直抒胸意,而是借人物之口抒怀达意的庄子式的"寓言体",比如《离骚》通篇神人自述,《招魂》主体部分借巫师之口以招魂,《卜居》《渔父》直称"屈原既放",类似"庄周梦蝶",直接将自己变身为情节人物以抒怀。《庄子》、屈辞多用"寓言"体,与楚地巫风、巫艺的文化浸润密切相关。其后赋作中将作者自己置身于情节中的"自嘲""辩难"等体式,均可视为屈辞"寓言体"的流风余韵。     

学庄而背庄,慕道而失德——论刘伶对庄子思想的继承与偏离

作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刘伶言行明显表现出受《庄子》影响的痕迹,其散文《酒德颂》在用词、人物形象和构思方面也都与《庄子》有密切的联系。刘伶在思想上却没有真正领悟庄子思想的精髓,得其形而不具其实,对《庄子》的继承存在着严重的偏离。刘伶《酒德颂》中的"大人"形象无论在"大"之境界、对待"名"之态度、"有为"与"无为""有己"与"无己"等方面都与《庄子》之"大人"形象迥异。刘伶《酒德颂》中虽也有《庄子·达生》篇"醉者神全"的影子,但刘伶对酒之"德"的认识却与庄子"全于酒"有实质的不同。在《庄子》接受史上,刘伶是个"学庄而背庄"的典型代表。     

乱世与衰世的不同映像——基于时代精神探析武松形象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演变

《水浒传》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金瓶梅》就是受其影响而创作出的。《金瓶梅》中,改写了很多《水浒传〉既有的人物和情节,从而显示出全新的形象,映现出作者对生活独特的理解,从中可以管窥两部小说各自反映的不同的时代精神。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同一个武松形象,有着十分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看似是作者对人物与情节处理的差别,实则反映了时代精神的重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