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农村村社治理研究——基于"中山模式"的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村社治理的有效性.传统观念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治理是村干部的"权力兼义务".但是,通过考察"中山村社治理模式"(简称"中山模式")发现,村民(股东)、"两委"等相关利益者是村社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参与主体."中山模式"有其独特的制度特征和贡献,但也存在诸如股权封闭、产业单一、股联社身份不明和赋税过重等制度缺陷或不足.对此,建议推动村社治理的"一短三长"策略.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依靠乡村自组织地深度参与，以产业升级实现村庄整体性变迁。这与村社理性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村社理性中反复博弈、完全信息、有效制约等工具功能，不仅可以降低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还有助于建立利益结合紧密的合作组织，为乡村振兴打下统的基础。而具有血缘和村落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村社理性，在治理上具有保护型的特征，有利于乡村深度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村社理性中的熟人社会的特质，模糊化利益，使得乡村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化解外部经济风险，对乡村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作用。有效地发挥村社理性在乡村振兴中的功能，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村社赋权何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以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为例

拥有多维复合型权力的村社组织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不同来源的村社赋权塑造了乡村治理能力的不同面向。基于村社赋权的分析框架，对四川战旗村村社组织再造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村社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乡土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递进式赋权。首先，乡土赋权是一种内源性的赋权，村社内生的土地资源与社会资源赋予村社组织丰富的实践权力，形塑村社组织的连带式治理能力，促进村庄社会秩序和公共价值的再生产。其次，国家赋权是一种“能促性赋权”，即通过党建、试点、项目赋权赋予了村社组织能动性的政治权力，强化村社组织的统合型治理能力，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最后，市场赋权遵循着一种嵌入性赋权的逻辑，在资本、人才和技术赋权的过程中为村社组织提供可持续运作的市场权能，增强村社组织的经营型治理能力，有利于在维系乡村治理秩序的基础上促进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因此，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国家和市场，都要注重赋予村社组织可支配的资源与权力，在此基础上增强村社组织的治理与发展能力。     

重评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

村社问题是俄国民粹派的理论核心。跨越好本主义阶段，以现有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俄国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的设想尽管有理论上的局限性．但单就对俄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探索上来讲，是极富创见的。事实上，其“健全而宝贵的内核”对马克思晚年的思想．特别是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的形成也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明清徽州村社运作与宗族关系初探

在传统徽州社会,社的崇拜与祭祀非常兴盛,隋唐以前社就零星出现,宋元时期开始普遍设社,明清达于极盛。明清时期徽州的社有两大系统,分别是官方祀典体系下的社稷与明初配合里甲制度推行的里社。徽州聚族而居的传统决定了社与宗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单一宗族所建的祖社,亦有多姓共同举办的村社,而由多姓共建的村社有一部分在运作过程中逐渐归于单姓控制。村社的经费主要分为银和田两种形态,在日常运作中,采取了社首轮值制,由当值社首负责春秋二祭的举办。为保证社祭的顺利进行,众多村社还制定了严格的社规,对全体成员形成约束力。通过探讨村社的运作,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考察明清徽州宗族及地方社会。     

村社理性：资本下乡与社区发展---基于皖北T镇两个村庄的对比

“资本下乡”成为当前村庄发展的主流模式,不可控的“资本下乡”将带来村社利益格局的剧烈变动,对乡村治理造成危害.以“村社理性”为实践原则的发展模式能够使村社共同体成为应对“资本下乡”的保护机制.通过皖北两村的比较可知,在以村社理性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下,村社共同体利益能够最大化地得以保持,免受资本与国家的过度攫取,发展过程最节省交易成本,发展利益也能在社区内最大化,发展模式成本最低.     

俄国村社传统与法律文化--1917年前列宁法律思想探要

村社制度是俄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风俗习惯是其法律最主要的渊源,土地公有定期重分、连环保、集中居住、村社民主、身份等级制、中央集权是其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农民与土地分合运动规律反映了俄国这个半亚西亚国家村社法律文化.列宁早期关于村社制度的法律思想,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村社空心化的形成及其治理逻辑——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

乡村社会能否有效运行与村社的内聚程度及其结构功能紧密相关。“村社空心化”即是在村社结构不能有机整合导致对应功能运转不畅所引发的乡村社会整体运转失序的一种状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下,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的考察,认为现阶段“村社空心化”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表现形式：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研究认为,“共同体”是应对村社“空心化”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可以通过“村社共同体”的重塑和“城乡共同体”的建构,来消弭“村社空心化”的多重困境,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均衡。     

村社主导: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路径

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利用资本下乡推动农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前提。调研发现,农村资源及其支配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受限于市场交换互动模式的有限适用性,资本主体无法与农村资源主体形成良好互动,因而难以自行整合农村资源。村社组织具有“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可以灵活对接资本主体与农村资源主体。由村社组织主导农村产业发展时,可以将“资本整合农村资源”的过程转化为“村社组织整合资本与农村资源”的过程。村社组织一方面可以依靠利益互嵌实现与资本主体的有效互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四位一体”的角色属性实现与农村资源主体的灵活对接,进而充分整合资本和农村资源,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主导作用。     

村社联动：村级有效治理的路径选择——川西平原D村的实践与启示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以来,村级治理采取村-社分工基础上的协作,实现行政-自治二元治理体系下的联动。行政村承担行政职能并发挥村庄内部的统筹功能,社队具有土地分配、公共品供给及公共规则生产等能力,进而能够承担自治职能。村-社两级既相互分工,又需要彼此协作完成本级组织无法单独完成的工作。随着行政力量的不断介入,行政村的自主空间被压缩且无力回应治理诉求,社队因土地分配权力的丧失、公共品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治理主体缺失等问题导致治理能力不断弱化,村级治理失效。村级治理的困境不在于基层治理单元的调整,而在于构建良性的村社关系。川西平原一直贯彻着村社传统,并形塑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效果,对于其他地方的村级治理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村级有效治理需要重塑村社关系,在再生产社治理能力的基础上,同时给予村社一定的自主治理空间,并充分依靠村社内生治理资源。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安排分析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制度受到小农经济和村社文化的约束,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经济联社→农民协会→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     

化解村社矛盾的社会资本途径探讨

农业税费取消后,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发展。但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数量多、化解难度大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并直接导致乡风文明的建设目标难以达成。具体而言,当前村社矛盾可分为由价值观错位引起的村内日常生活类矛盾,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要素不公平导致的村际间矛盾,以及国家资源下乡过程中分配不均衡产生的行政运行类矛盾等。以社会资本为治理视角,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应构筑普遍信任的基础,通过完善村规民约,保证村庄内的非正式制度供给,以此拓宽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网络,并构建互动性的沟通与对话平台。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村民自治与“民族互嵌”:民族村社治理现代化的两个维度——以云南永宁摩梭人村社为例

村民自治是包括摩梭人村社在内的所有民族村社治理遵循的基本制度框架,也是研究民族村社治理的基本维度。但村民自治在与民族村社互动的过程中常常面临诸多因地域性、民族性、结构性等差异而产生的特殊性问题。这就需要在村民自治的基本范畴内,结合民族村社自身特点拓展或补充新的研究维度。因传统单一摩梭人村社在开放开发的过程中不断呈现的多民族社区特点及其产生的问题而受到一些学科的关注,本文以此为例,尝试运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理念来探讨当前摩梭人村社面临的族际交往等治理问题。从个案到整体,试着提出有关此类民族村社治理的新维度,并结合此维度来思考民族村社治理的新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村社组织转型问题研究——以武汉市Z镇为例

在以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进程的村社转型中,武汉市Z镇出现资源匮乏、结构重组、职能转变和正式组织威信降低的组织困境。为此探求在资源配套、结构优化、职能定位、正式权威的重建与非正式权威的适度作用方面的解决途径,以实现村社组织顺利转型。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的村社生活——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镇城子村的田野个案

南传上座部佛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其在傣族地区的传承和发展需要融入当地的社会,并将傣族村社的生产和生活的主题内容纳入到其神圣秩序的建构之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及其宗教制度已发展成为僚族村寨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渗透于傣族村社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马克思：消灭俄国村社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西欧公社和俄国村社同属于原始公社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但两者的命运和前途却不同:前者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消亡了,后者却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至今。有人认为俄国村社注定要"自然地死亡"或人为地消灭它,马克思则作出消灭俄国村社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的论断。认为可以通过俄国革命挽救村社,使其获得新生而成为俄国社会复兴因素和社会主义的起点。     

渐进与突破：路径依赖视角下“大包干”制度创新的双重面相研究

学界对“大包干”的研究成果中，大多从突破性、偶发性的角度来阐述“大包干”的制度创新意义，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制度变迁的渐进性面相，应将“大包干”视为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渐进性过程中的突破性环节。首先，通过整理凤阳县至区、社、队等四级相关档案文献，重新梳理和再现凤阳“大包干”试错的过程与细节。其次，基于路径依赖理论，从非正式制度角度考察家庭经营的历史韧性面相和公社体制下的多次回归。再次，从农业生产中自然与经济规律地位的重新确立来论述理性回归的“理性”层面。研究认为，应将“大包干”的突破性意义界定为渐进性探索基础之上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双向互动的结果，“大包干”的发生正是遵循路径依赖逻辑展开，是对家庭经营这一传统非正式制度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