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CLDS2014的实证分析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中农阶层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治理主体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阶层力量。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农阶层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结构性位置与农村社会阶层的深层结构有关,农村社会阶层关系的区隔化使得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不仅无法在村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反而被吸纳进由富人治村与派性格局所形塑的治理结构之中。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结构性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合适的阶层特别是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中农塌陷:对农村土地不同流转模式的后果研究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土地耕种形成一种全新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这种模式催生出一批新中农,即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土地为生的留村农民。在村中青年夫妇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这部分土地以低价且短期流转给留村农民,也保护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利益。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新中农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新中农,它让新中农无地可种,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这样不仅损害了无法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夫妇的利益,也损害了外出务工村民的利益。鉴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培育出在村新中农,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1949～1956年我国农村阶级阶层的变迁

在1949—1956年中国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农村的阶级阶层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主要受两个运动的影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贫农、农村工人、贫民、游民以及富农和中农,由于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变动,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阶层;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的经济分层已经不复存在了。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的土地占有与使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作为山东省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外来资本的影响下,土地占有与使用关系既沿袭着传统的方式,又渗透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土地占有者的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各阶层使用土地各有特点。出租地主略占多数,富农阶层较多地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自己耕作土地的形式是中农阶层的最主要选择。     

基于多物理场耦合的夹心式压电换能器优化设计

通过对广西周村的大规模土地流转的调查研究,发现大规模土地流转使农民阶层分化经历着由无区隔向区隔化重构的变动过程。在土地流转前,农民根据土地规模和职业分殊自然地分化为有机衔接、无区隔的各阶层。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去阶级分化”的机制,村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乡村维持着有秩序的善治。土地流转后,农民阶层分化出现了区隔化的重构,村庄社会本来隐没的不公正感突显并形成了较强烈的阶级意识,快速更替的村庄社会结构也将乡村治理带入困境。因此,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高度重视国家、资本与农民三方利益关系的平衡以及农业转型和乡村社会的关系。     

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农村工业化路径与社会分化形态的关联分析——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区域比较

基于分化结构、阶层关系与分化性质等三个维度将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民营经济、苏南集体经济与珠三角"三来一补"外资经济的三种工业化路径下的村庄社会分化形态分为三种类型.之所以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会形塑出差异的农民分化形态,在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模式,即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对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了关键作用,进而影...     

农村新土地精英的崛起与村庄治理

对闽、赣、湘三地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探讨土地流转背景下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形成机制和村庄治理参与行为.分析发现:土地向规模经营主体的集中,规模经营主体的身份符号和对占有资源的策略化利用,村组织衰落和土地流转后村庄常住人口的减少等因素,推动了新土地精英阶层的崛起.新土地精英具有参与村庄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主观需求性.但应当注意,新土地精英的崛起和村庄治理参与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需从加强规制入手,既发挥新土地精英作为治理主体的功能,又要避免其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攫取,以有效解决或缓解农村社会问题.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     

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老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农

1946年开始的老区土改,中农的命运引人注目。作为人口、土地均占有半壁江山的庞大阶层,中农自抗战以来在老区政治和经济社会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改开始后,中共在理论原则上一直坚定地把中农视为团结对象,但土改的实际进程却使中农常常处于被打击的境地。中农在土改中起伏不定的命运,既和土改的目标、方向及中共的阶级立场、阶级判断有关,也缘于老区农村实际的社会状况,理想化的农村土地改革方案和实际的农村社会状况的距离,使得中农处于被挤压的尴尬境地。中农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内战时期土改运动的得失。     

苏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苏北四个村庄的调查

本文根据苏北四个村庄进行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分析了流动劳动力整体特征、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社会网络关系和劳动力中介市场对流动的影响等问题,发现转移出去的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部分,大多数都是青壮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只有1/5的农村劳动力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大多数身份介于农民和非农民之间。认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重视硬件建设的同时,不应该忽视软环境建设。     

组织与转型：集体化时代乡村经济组织及经济生活变迁研究——基于晋南卓村村庄基层档案的考察

集体化时代是中国农村发展历程中重要的一环。在此期间,国家和集体在村庄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自上而下不断深入,组织变革和经济转型给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烙印。村庄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考察典型村庄的经济组织变迁以及生活特点,可以从整体上反映集体化时代通过“组织与转型”对整个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影响,为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论农村阶层利益结构与农村社会稳定关系

农村阶层利益结构的分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阶层利益结构的失调会引起部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造成不正当竞争和行为,进而引起社会震荡,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本文在分析农村阶层利益结构特征的基础上,从坚持差别＊格原则,优化社会经济环境,政府调节补偿及管理控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利益结构调整的对策．     

城乡统筹视阈下的地票制度完善研究

从级差地租的角度思考,地票制度不是市场经济行为,而是政府财政的再分配。地票制度的转移支付性质,决定了其市场化之路不可能走得太远。从土地指标生产过程和农民建新拆旧实践看,地票制度的成绩是以土地为媒介的转移支付,为农村公共品供给和农民生活改善提供了基础。地票制度的问题是对新村居民点建设不够重视,对村庄的生产性特征不够关注,对农民的社会福利思考不多。以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实现农村资源输入与农民参与积极性相结合,地票制度可以在城乡统筹上走得更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