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农村社区“T-RES”发展模式研究

培养农村社区居民自助互助的理念和精神、增强对社区的归属与认同,以构建健康美好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通过对目前阻碍农村社区发展的农村居民原子化、农村社区空心化、农村地区碎片化等多重因素的研究,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尝试构建以微观层面的乡村精英(Talent)为引领、中观层面的资源(Resource)与环境(Environment)为支撑、宏观层面的社会(Society)为保障的"T-RES"发展模式,为重构农村社区共同体、推动农村社区长足有效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如何实现长效减贫?——基于社区营造视角

当前,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即将全面进入工作目标为“稳得住”“可致富”“能发展”的后搬迁时代,工作目标的达致依赖长效减贫机制的建构。从社区营造视角并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方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研究认为通过社区营造推动移民安置社区从过渡型逐渐转变为发展共同体,是实现搬迁户长效减贫的可行路径。具言之,移民安置社区营造聚焦在三个层面:社区主体层面,营造社区多元主体并促进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与贫困治理,从而激发社区内部的组织化减贫动力;社会空间层面,营造制度空间、公共空间、生计空间等多维空间,在社区秩序、社会交往和保护性生计的营造中促进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生计安全;社会关联层面,营造紧密利益关联并借助具体社会关系的“传帮带”,促进移民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通过“社区主体 社会空间 社会关联”三位一体的社区营造,移民安置社区的发展导向不仅是一种强化社区移民之间社会和心理联结的生活共同体,更是一种融入共同性的经济发展与能力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区理论建构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笔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社区的实质是关系模式,社区建设的关键是社区共同体性质关系的培养。重建社区是应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通过社区建设对解构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建立人际关系和谐的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以地域共同体和脱域共同体两种形式存在,社区建设就是建设地域共同体。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农村社区多元参与治理中政府行为研究——以湖北“三万”活动为例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从"国家一元结构"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结构过渡。农村社区——乡村社会全息缩影的公共空间,浓缩影射了社会构造的多元化功能,拥有强化地方认同、整合地方内生秩序的效力。本文以湖北"三万"工程为例,探究在农村社区共同体多元参与合作治理的背景下,作为农村各项事务的具体组织者,政府如何引领各方力量协同,构建社区对话平台,扩大公民参与,让农村社区从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信念的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维护社区稳定和谐,实现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2013年中国社区发展报告

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指居民委员会辖区;农村社区的范围,大多与建制村范围一致。中国杜区发展与社区建设相融合,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必要途径,社区发展是社区建设的直接效果,是在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发扬互助合作精神,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和服务功能,整合社区各类资源,自力更生地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过程,目标是使城乡社区变成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居住共同体走向新生活共同体 ——社区安全治理的反思

现代社区“大传统”与“小传统”治理基础的解体导致社区安全治理面临严峻困境,转型期以“追求理性和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和以“数字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加速了“生活共同体”意涵的消逝和“居住共同体”社区形态的形成,瓦解了社区安全的治理基础。以社区安全治理作为切入点,推动城市社区从“居住共同体”走向“新生活共同体”,可以通过“利益主导,提供服务需求”、“凝聚共识,增强社区认同”以及“信息共享,搭建信息平台”等具体策略重构社区安全治理基础。     

农村社区教育与县级社区学院发展研究

一个国家社区教育体系应该与其社会体系相适应，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体系相适应的社区教育应该包括农村社区教育和城市社区教育。农村社区教育是在县城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县城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县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社区高等教育是社区教育的最高层次，县级社区学院是以实施农村社区高等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农村高等教育机构。     

社会道德建设的社会教育路径——基于共同体理论的视角

以教育为手段使人臻于成熟理性的最高目标便是社会道德的养成,而培养这样的尽善道德观所需要的教材应该在各式各样的"共同体"里选择,以此来为人的完整性服务。社会教育就是要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团体生活和民族生活等各种生活中产生关联作用,促进生活共同体的提升。因为所有教育的根本和生活的根本均是要取得公民道德陶冶、社会道德建设完善、社会共同体和谐的终极效果。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构建农村社区经济圈的思考

农村社区经济圈的建设,对新农村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推进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新形势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村社区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更是农村社区经济圈的建设的依托。因此,在发挥地域、人才、技术等优势的同时,更要注意因地制宜,做到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社区体育与生态化发展

社区体育被誉为＂家门口的运动＂,其就地就近就便的特点直接决定了它在社会体育发展中的重要性。当前我国社区体育在很多方面存在局限性。以生态化观念探索社区体育的发展规律,科学发展社区体育,能够有效促进体育可持续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体育生活质量。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与实践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路径是将客观世界中的社区治理事务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转化为计算机化的流程。社区治理与社区信息化是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创新的"双核"理论基础,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策略:明晰村镇社区时空特性进行战略规划,以满足村镇社区信息主体需求为主旨进行系统构建,将村镇社区业务流程优化贯彻于系统构建全过程,从细节入手将"人本善治"目标层层落实。"村镇宜居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支撑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是以上创新策略的成功实践。     

补充货币、社区货币及其试运行的路径

通过对克鲁格曼、列特尔和党爱民等的文献解读,提出了补充货币及其社区货币中国试运行的四种选择路径：公益互助性的城市社区货币所昭示的时间经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农村流行的道义性“社区货币”中硬塞进一个信用券证无助于扶贫济困;以名目繁多的消费券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分红试验显示出全民分红逐渐推广的重要迹象;对网络虚拟货币突破货币发行政府垄断之“门”的小小缺口,宜疏不宜堵。     

新农村县域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社区教育为例

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新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全体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教育活动。新农村社区教育是在县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县域内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区教育活动。文章从目标任务、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办学形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方略。     

社区治理机制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分析

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在社区定性与定位准确的前提下,找到符合国情切实有效的治理机制。“两委一站”的治理模式作为社区治理模式的新探索,在一些地方的试点中取得了以往所没有的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借鉴与实践将在未来的探索中成为社区治理机制由发展逐渐演进成熟的现实走势。     

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初步分析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破解城乡二元化结构的突破口,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目前一些新型农村社区在建设过程中过分关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住使用功能,对其文化建设功能有所忽视,从而制约新型农村社区总体功能的发挥。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加强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更好地发挥新型农村社区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