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土族地区的流官统治

土族自元末明初形成至1949年全国解放,其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一)封建领主统治时期,时间约为十四世纪中期至1931年,即与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相始终;(二)封建地主统治时期,时间约为1931年土司制度废除至1949年全国解放。在封建领主统治时期,土族地区有三种     

明清时期土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初探

元末明初土族形成以后,整个明代迄于清初,以湟水流域为中心,连成一片聚居于东至湟水下游、南至黄河沿岸、西至西宁西川、北至祁连山南麓的广大地区。当时土族人口,限于记载稀疏,确切数据不得而知,但据《秦边纪略》中东、西祁土司、李土司、庄浪鲁土司及纳、吉、阿,陈八家土司所辖人口的统计,明末清初,这一带的“土民”达30     

拨开蒙在土族来源问题上的迷雾

土族土司计17家，其祖多数为蒙元皇室诸王。这些诸王又分驸马系和宗室亲王系两个系统。个别土司是非诸王系的行省官。同仁土族为元文宗图帖睦耳时期从甘州派往吐蕃地区守边的蒙古军队的后裔。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青海回族土司——冶土司评述

冶土司是明清两朝青海土司中唯一的回族土司,在青海回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今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米拉沟地区统治了500多年,对当地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笔者翻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并实地走访了米拉沟地区冶土司的后裔,基本上对冶土司的来源、传承和历史影响有了初步的认识,现撰文作专题探讨,以教正于方家。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土族姓氏初探

汉族都有其表明自己家族的字,叫做姓。土族也有姓氏,多达数十种。有人说,土族本无姓氏可言,其姓大都随土司族姓而得。有人说,土族亘古以来就有姓氏,只是部分人后来更其姓而随了土司族姓。众说纷云,各持己见。那么,土族原来倒底有没有姓?是不是因随土司而得?换句话说,土族的姓氏倒底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对研究土族社会历史的同志来说是一个颇感兴趣的问题。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应注意的八个问题

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不仅存在诸多空白和盲区,而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误区,诸如土司制度具体内容、土司制度运行机制、中国土司制度与国家治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土司地区风俗习惯、土司制度史料整理、土司文化保护与利用、土司问题研究方法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引起重视,将会对土司问题研究及“土司学”的构建带来负面影响。     

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初探

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对各地土司和土司地区民众进行治理的制度,土司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诠释。在“制度治理”语境下,元明清土司制度遵循制度建构——制度改革——制度运行——制度效益等一整套制度逻辑,并始终遵循这个制度逻辑和理路渐次展开,为王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元明清中央政府土司制度治理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教等五个方面着力,以此充分显现国家治理能力。从土司制度治理的实际情况看,渐次从元明两朝的“因俗而治”逐递向清代“依法而治”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王朝国家制度治理的必然。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虽然在不断丰富完善、充实优化,对土司及土司地区的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尚未达到土司制度治理的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土司制度并不是什么先进制度,最终不得不改土归流,由中央政府流官治理土司地区。     

土族地区的白虎祭

白虎祭(Rite of the White Tiger)是萨满教在甘青土族居住区所住持的最重要的防雹法事,这种法事今日似乎已不存在了,在汉文史料中更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土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青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北京,1963年)一书对防雹法事无所记载,而《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2页仅载:“过去,土族地区每一村落都有……‘苏克斗’(意为挡雹阵)”,此外就无所言及了。芉一之教授编著的《青海民族史人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00页指出:“至于土族中流行过的道教,至今尚未见有专文论述。对于土族原始宗教的研究,吕建福的《土族     

简论土司制度的核心与实质问题

土司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土官,其实质问题是"以夷制夷"。土地占有制度的长期稳定及其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土官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以及历代中央王朝的扶植是支撑土司制度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土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维护了边疆安全和国家统一,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内地和边疆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土族组成成分分析

本文根据《甘肃新通志》、《明实录》的记载,分析了清末13159户土族的组成情况。     

青海土人部落的记载与考证

明、清以来始有青海土人及土人部落。建国后,定青海土人为土族。关于青海土人部落的族属在汉、藏文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国内外学者亦有考证。所有记载和考证都说明现今的土族是一个以元代蒙古人和蒙古化沙陀人为主,吸收其它民族之成分形成的新型民族。     

清末川康战事——川西藏区改土归流的前奏

清末川边战事近年来成为康藏研究中透视近代边疆社会变迁和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一个焦点,本文围绕清末一系列针对康区寺院（巴塘丁林寺、乡城桑披寺、盐井腊翁寺）的战事展开讨论,对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治边方略以及康巴地方实力派（寺院、土司）在战术上的回应加以分析。清末川边军事化的过程对后来康区政局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改土归流等边疆整合措施作了铺垫。与此同时,川边军事化也引发了四川经济和军事体制的改革,认识清末康区的现代性变革,也应关注四川省政的变化。     

明代桂西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兼论大藤峡瑶民起义的发生

明朝廷通过土司而控制狼兵,在卫所制度破坏后,朝廷征调大量狼兵东进大藤峡以维护江道畅通。围绕大藤峡的区位利益以及对安南问题的处置,朝廷与桂西土司、以及土司内部之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奕,遂有不同土司力量在大藤峡地区的更替,此即明代文献所见的大藤峡猺乱事态的重要背景及原因之侧面。     

试论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开发

清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是土家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变革 ,伴随着改土归流的实施 ,清政府对土家族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 ,这种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开发 ,大大推动了土家族地区的发展 ,促进了土家族的进步和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与此同时 ,片面的农耕垦殖 ,使土家族地区传统的多元经济体系被打破 ,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水土流失加重 ,地力下降 ,动植物资源减少 ,水旱灾害增多。清政府对土家族文化一些不合理的变更 ,也影响了土家族文化的发展。当今土家族地区的大开发必须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     

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与旅游发展

卓克基土司是四川藏区著名"嘉绒十八土司"之一,也是"四土"的主要部分。在长达600多年土司的统治下,由于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特点,卓克基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土司文化,其主要内容有:以土司官寨为代表的建筑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动和独特的民间歌舞——四土锅庄。虽然土司制度不存在了,但土司文化在卓克基地区还广泛地存在着,并成为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通过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保护和发展卓克基土司文化;大力促进土司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互动性和娱乐性,有利于提升卓克基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实力和加强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中法战争后的广西边境对汛

中法双方管理中越边界的对汛机制延续了半个世纪,广西段凸显了陆防为主的特点。清末爱国将领苏元春为对汛打下了基础,达到了中法双边会剿的共同目的。旧桂系军阀完成改土归流的同时颁布对汛新章,从而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新桂系与法越殖民当局的合作加速了广西边境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对汛成为边防、外交和延续中越人民友谊的桥梁,并转变为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边境检查站。     

试论“燕行录”中藏传佛教消极形象产生的原因

明亡后清人虽入主中原,但朝鲜李朝并不以中华正统视之.朝鲜李朝认为满清为"夷"、"胡","满蒙联姻"中的蒙古人是满清的"帮凶",是狞悍之属.而正因如此,加之朝鲜李朝自立国伊始即已确立崇儒抑佛政策以及朝鲜与中国藏区相去甚远等因素,朝鲜李朝对于中国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所信奉之藏传佛教有着认知上的偏差和情感上的极大排斥.     

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的纠纷解决机制

清代,在边远的黔东南锦屏苗族、侗族地区,发育出了发达的人工林业,所产木材畅销长江中 下游各省。苗族人工林业中的财产关系主要依靠林业契约进行调整,而林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良好 地发生作用,并不在于有国家法的保障,而在于林区苗民形成了一套本地的契约纠纷解决机制,寨 老等民间头人在契约纠纷解决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苗族习惯法则是契约效力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