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解读与"幸福工程"思考

确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对引导我国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幸福指数"开始进入各级政府和领导者的决策视野,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幸福指数的争论和质疑.本文在充分肯定引入幸福指数必要性的基础上,客观分析目前针对幸福指数的认识偏差和实践误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寻找幸福指数对政府施政的指导意义和操作价值.     

中国省际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基于Malmquist和面板数据的分析

"资源诅咒"机制不仅仅是荷兰病等,更在于对创新活动的抑制,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结果显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同样成立,资源丰裕的省份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江西崛起"战略的理论透视与动态测度

本文在剖析"江西崛起"战略的理论与实践背景的基础上,构建崛起指数指标并计算江西省2002-2006年度崛起指数值,对江西在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进程进行实际测度.分析表明,进入2l世纪以来,江西经济已呈现初步崛起态势,但距离实现江西经济在中部地区的完全崛起依然任重道远.继续加快推进江西工业化和城市工业现代化,仍是江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区域法治评价:主观评价何以低于客观评价?——以"珠三角"城市为例

“以评促建”补齐区域法治建设短板,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工具。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将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区域法治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于“珠三角”城市的实证中,结果显示,2015—2020年三次评价指数,主观评价均明显低于客观评价。这种现象（二者落差）将导致法治建设目标价值偏离、建设动力耗散和政府公信力弱化。究其原因,涉及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群众认知与个体偏好等复杂因素,但主要指向法治供给与需求错位、人治观念及其惯性、群众参与机制缺失以及抽样调查的系统性误差等。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中“珠三角”城市法治建设的示范性与引领性,进一步提升区内法治指数,应以群众满意度最大化为导向,科学定位法治建设目标,不断满足社会法治需求,提高法治公共产品质量。同时,要努力遏制各种形式主义,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建设的主体。     

关于我国民商法中"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困惑及立法构想

不真正连带责任指数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就偶然产生的各自赔偿给付,各负自己应该履行之义务。在一债务人完全履行后,基于法律特别规定,其余债务人可由此获得相对于债权人已实现的请求权的抗辩,但是涉及保险合同和其他侵权造成的请求权竞合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关于不同类诉讼标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原告可以选择合并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关于对一名不真正连带责任人起诉后再对其他不真正连带责任人起诉的,诉讼时效从第一个诉讼法律文书生效之日开始计算。关于非终局责任人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人向终局责任人的追偿,其必须在履行完自己的债务之后,才能够持已经履行的有关文书或者证据向终局责任人进行追偿。     

卢梭的幸福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卢梭有关幸福观的话题,涉及到个人与自然,乃至整个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的家园遭受到人为严重破坏以至于各国有识之士日益呼吁拯救地球的今天,重新考察卢梭有关幸福观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什么是幸福,如何提高幸福指数,仍不无益处。     

供给—需求—环境框架下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评价

在国内外创意指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评价的供给—需求—环境分析框架,并基于此框架构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评价指数,该指数包括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供给指数、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需求指数以及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环境指数.     

和谐城市及其指标体系建构

全球化语境下城市的演化正在殊途同归,也即和谐城市将成为未来全球城市共同的发展目标。建构由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社会稳定指数、市民幸福指数、城市文明指数、城市更新指数和社区和谐指数等7大一级指标,58个二级指标共同组成的指标体系将有利于和谐城市的全面推广。     

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公众对经济信心增强

一季度大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收入感受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同比有所回升;房价满意指数环比上升,房价预期指数环比下降;物价满意指数略有回落,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下降;家庭月消费指数和预期月消费指数同比低位回升;投资理财产品意愿下降,关注投资高收益率的储户比例增加.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收敛性研究——基于logt检验方法的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并采用logt检验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一级分指数的收敛情况.结果 表明,在样本考察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从分类指数来看,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而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而数字化程度指数总体不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西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先秦儒道哲学中的智、水关系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儒道伦理学中水与道的关系、道与智的关系以及智与身的关系。道家由水而得道 ,贵柔处下 ,谦退自保 ,离人而慕天 ;儒家则乐兼山水 ,道兼刚柔 ,秉仁义而处世 ,自强不息 ,进取有为。两家虽然都因水而知道 ,而处世 ,而修身 ,但所得之道不同 ,所尚之智不同 ,所持的处世修身取向亦不同 ,因此而形成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地位和影响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图像技术与美学观念

技术进步对文化的影响相当深刻。从手工模仿,到照相复制,再到数字图像技术,图像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三种不同的视觉文化形态,相应地构成了模仿文化、复制文化和虚拟文化。技术的发展导致图像符号与现实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进而导致了美学观念的演变。模仿论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美学观,它肯定实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和艺术家的艺术表现以及艺术符号可以真实地再现实在世界。机械复制削平了传统美学观中的一切等级和依赖关系,将模仿物与被模仿物置于同一的无差别地位,所以现代主义以一种全然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形态出现。虚拟技术消解了虚拟与真实的界限,虚拟文化将艺术家的写实能力彻底去魅了,极大地提升了想象力,使之超越了传统模仿原则的局限。     

论制度的本质、功能和创新

制度的本质在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公正性 ,它具有规范性和秩序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分配、导向性和激励性、协调性和整合性等主要功能。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公正性发生矛盾时 ,就产生制度的结构性和功能性失效 ,因而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应遵循实质合理性和公正性、科学性和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循序渐进等原则     

早期海德格尔的“实际性”概念

海德格尔的"实际性"概念主要来源于司各脱、费希特和拉斯克的相关思想。它所指涉的是个体的、具体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接受的东西,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境域中之正所是的东西,是在意蕴世界域之中的生活的自足性和不断革新自我的历史性,更是二者之间的斗争及对这斗争的忧惧,从而既是前理论的又在来回摆荡的运动之中。"实际性"既指生活本身不得不承纳接受由意蕴性的世界境域所给定的存在可能性,也指生活在对这些可能性的具体实行和对自身存在状态的决断中堕落-反堕落的运动。     

邓小平关于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论科学与道德交融的人性基础及历史意义

人有三重性,即人的物性、理性和神性,它们代表了人三种不同的生命欲求和存在力量。在此等力量的作用下,人生承载着肉体与灵魂、必然与自由两大矛盾的对抗。科学和道德的存在理由,来自于人的理性协调人生矛盾、叩问生命自由的需要。面对当今人被"物化"的严峻现实,人性需要新的启蒙,理性需要新的觉醒。为此,我们应加强科学与道德的理性交融和文化对话,促进科学的人文重建和理性的人本复归。     

超越二元对立——论“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和处理“纯”与“不纯”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引起关注的哲学问题、实践问题和思想方法问题,因而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纯”与“不纯”的统一体,“纯”与“不纯”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正确认识“纯”与“不纯”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和促进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