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途径

感恩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以德报德的道德教育"、"以点及面的生活教育"和"以人性唤起人性的人性教育".高校推行感恩教育的途径主要有:理论灌输隐性化、氛围化,让学生把道德规范升华为道德信念;营造和谐的育人氛围,融感恩教育于日常的教育、管理工作之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使学生把"感恩意识"内化为个人品质,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开展批判式自我教育.感恩教育对革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有着重要的启示.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诗言志”中“志”的政教与审美二重性的折变——试论“志”的本质内涵

传统的诗学命题"诗言志",其核心在于"志"。"志"在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内涵:上古原始祭祀中诗谣存在的群体意向带有宗教情感;春秋时代诗志与礼乐政教紧密结合,在实用主义笼罩下折射出的人格人性之美及其冲破藩篱的个人情志;战国至汉愈益张扬的情与志的冲突与融合。由此得出,"志"是以人格人性为原核,以理性为向导的一种情感心理,其政教与审美的二重性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通过不断冲突融合而逐步建立、巩固起来的。     

《乐记》中的教化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儒家重视教化,即通过道德教育来感化人民,儒家将礼乐融入教化中,"礼"规范外在的言行举止,"乐"提高内心的道德修养。《礼记.乐记》是西汉中期以前古代儒家论"乐"的综合性论著,《乐记》认为"乐"发自人心同时具有感动人心的作用,它以内心情感为基础,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常态。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很大价值。     

孟子、荀子的人性观及教育方法论探新

孟子、荀子所说的人性具有不同的内涵。孟子的性善论揭示了人天生的合群性,及一个人成人成德的可能性与主动性,荀子的性恶论则揭示了人天生的追求自我满足的感性欲望,及一个人成人成德的必要性、主动与被动的统一性。由于受人性观的制约,孟子、荀子在道德理想人格教育的方法论上,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     

金声玉振--儒家乐论对上古礼乐制度的阐释

"金声玉振"是上古礼乐文化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在儒家乐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对礼乐表演性有"在场"的鉴赏性评述,指出其蕴涵的义理成分;子夏述孔,论证"古乐"与"今乐"表演上的差异,保存了孔门<诗>学的原始样态;思孟学派以"金声玉振"为道德、人性的音乐譬喻;<礼记·乐记>剖析礼乐之异同,提出"声音之道与政通".以政治、伦理、道德、人性等"他律"来阐释并约束艺术活动,是儒家乐论的本质特点.     

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思想研究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儒家主要通过伦理名分和礼乐揖让代替宗教的功能,伦理礼乐具有情感安慰、意志勖勉的作用,通过情感扩展和情感的客观化、制度化,实现“以道德代宗教”。梁氏沿袭儒家重情主义的路线,与西方休谟的经验论情感主义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梁氏不仅注重情感经验,而且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主张即情即理、合情合理。在他看来,在约束的强度上,宗教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在适用的广度和纯度上,儒家道德则超过宗教。梁漱溟关于儒家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唐君毅礼乐思想探析

礼乐教育是传统儒家道德人格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征。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在道德严重滑坡的现代社会,重新发掘礼乐教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礼乐教化的现代开展路径,其理论的终极指向是通过对礼乐精神的培养重建中国人的德性生活。     

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道德的转型:李泽厚的道德社会学

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人性能力与人性情感的区分、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的区分是李泽厚伦理学的基本要点;三个区分紧密联系着道德社会学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道德的社会根源与道德的社会作用或效力;在现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或道德作用过程中,作为道德心理形式的人性能力与具体的道德规范、善恶观念是无法分开的,外在的道德规范、伦理准则若想真正扎根、"在场"于人们的心灵,得到人们的"敬重",从而有效地"牵引"其道德理性意志,并激起人们那种作为主体间关系的人性情感,从而在社会中运行生效,则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相应地调整转型,就此而言,李泽厚关于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的阐释,既是对道德的分类,更是在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下对道德转型的揭示.     

辩证视野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分析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国家伦理与个体道德的统一,把"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转化成每一个体自觉的道德认知与情感体验,是荣辱观教育的关键。荣辱观教育有其辩证性蕴涵,在教育目标上,它是培养"道德人"与"能力人"的统一;在教育内容上,它是一元价值内容与多元实践方式的统一;在教育原则上,它是道德理性设计与道德情感供给的统一;在教育方法上,它是荣辱价值引导与主体生活体验的统一。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从杜甫与白居易的忧民歌吟看主体的"仁"格差异

在以外施人道、内修人格为特征的儒家"仁学"思想模式及以阐发礼乐为目的的儒家诗学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文化语境下,唐朝的诗坛上升起了两颗现实主义巨星--杜甫与白居易,他们忧民歌吟所抵达的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境界的高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任何诗人都难与俦比的,他们生命的过程就是各自用忧民歌吟诠释主体道德人格的过程.但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又使同样以仁善为怀的主体道德人格显示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苦身利人"式的平民诗人与"推己及人"式的贵族诗人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即可以通过其忧民歌吟在生存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等层面上透视出来.     

论先秦法家的道德思想

先秦法家有着丰富的道德思想,其道德思想秉承和谐社会的道德理念,承认人性之私并主张有效制之,同时秉承"以法为德""以吏为师"的原则,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社会规范,对当今全社会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及法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论艺术教育的特点

艺术品是在意象构成中包含着情、意内容。艺术教育以艺术品为媒介来进行 ,就要使受教者通过形式的观照来把握情意。从情的方面来说 ,使受教者学会通过情感的宣泄达到净化 ;从意的方面看 ,要感悟意味和进行理解。它在情感的兴发状态中使受教者获得教益 ,这是其功利性 ;它培养受教者一种审美境界和道德境界 ,这是它的超越性。作为一种教育形式 ,它离不开施教者的引导 ;从艺术教育的特殊性来看 ,它又具有自由性     

先秦“以乐育情”思想的人文教化意蕴

先秦思想家对乐教与情感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思考,形成了我国古代独特的乐教育情的人文教化思想:乐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体现了自然、社会的和谐规律;乐通人情伦理、通政教;乐教在使人"成人"、确立个体的道德主体地位方面有独到的作用。因而,它是提升个体德性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以自然情感为基础,以德性情感为导向,以愉悦的潜移默化为主要影响方式,与礼教相互为用是乐教的基本特点。     

先秦诸子论人性、人情与人欲之关系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问题的讨论又必然涉及“情”和“欲”的问题。先秦诸子关于性与情、欲的关系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一为以情、欲为性,认为人的情感、欲望是人的本性;一为以性为情的基础,情由性出,情是性的外现;一种将性与情相对立,认为情感的产生是性的丧失。这些观点对解决现代人的情和欲的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中西人性与德性关系探讨——以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为例

无论是思孟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其思想中人性与德性都是统一的,都将人性确定为人之为人的特性。但是由于他们对德性内涵与结构层次的理解不同,双方关于人性的内涵和结构层次就出现了差异,表现出中国重"仁德"而西方重"智德"的倾向。此外,思孟学派认为人性与德性具有先天性,使得其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幽暗不明,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道德德性是社会的产物,理智德性也是在社会中完善和发展的,使人性与德性的社会性和后天性得到突出和强化。     

休谟的同情原则及其现代意义——基于道德情感主义视域的考察

休谟作为道德情感主义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同情原则是贯穿其人性哲学的最根本原则。当谈到他的理性与情感、理性与道德的关系时如不提及其同情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把同情视为人类行为与心灵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并运用同情原则去解释人各种情感产生的根源。在道德权威遭遇下坡趋势、信任危机凸显、道德冷漠泛滥的今天,休谟的同情原则依旧魅力不减,对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会区分"德"与"恶",更好地处理和对待各种道德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