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上限下的高峰负荷电价效率比较研究

电价改革是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合理的电价应是电价水平和电价结构的有机结合。对不同价格上限形式下高峰负荷电价效率的比较分析表明,价格上限管制具有财务收支平衡的效应。与绝对价格上限管制相比,相对价格上限管制更具有优越性,在相对价格上限管制条件下制定的高峰负荷电价趋向于拉姆塞价格,能使社会福利尽可能最大化。同时,对于相对价格上限管制来说,无论是采用拉氏物价指数还是帕氏物价指数,管制所起的效率是完全相同的。     

政府与铁路客运市场的关系

目前铁路客运市场价格机制和运行机制是扭曲的 ,但这种扭曲又是必要的 ,合理的。铁路客运市场的改革不能只着眼于市场本身 ,而要从整个国民经济配套改革的角度来看。政府应从总体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决定铁路企业市场化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序列中的时间表。     

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制度与角色互动的效益分析

制度与角色互动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促进政府过程制度与角色良性互动是政府改革和建设的重要目标。研究政府过程中制度与角色互动的问题,根本目的是充分发挥制度与角色互动的积极影响,规避制度与角色互动的消极影响。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制度与角色的非良性互动会软化制度约束的刚性,损害政府的公共性,削弱政府的权威性,影响社会稳定。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制度与角色的良性互动是社会的安全阀,有利于达成政治共识,增强政治参与主体的政治主体地位,增进政府与公众的理性精神。     

“复关”对我国价格管理体制的影响及对策

价格问题是我国“复关”所涉及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在价格方面的主要差距不在于放开价格的总量方面,而是企业与政府的价格行为不合理,要素价格扭曲,政府对价格的间接调控乏力。为此,必须深化企业制度改革;改变政府定价的方式、方法;培育要素市场,实现要素价格形成的市场化;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强政府对价格的间接调控能力。     

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法思考

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和宪政制度建设具有良性推动作用。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角色、功能的合理定位问题,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公用事业企业、消费者三方的关系。具体途径是设立独立的管制机构,实现政府从公用事业的垄断经营者向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的角色转变;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和听证制度,实现政府管制程序的法治化;要从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着手,进一步规范政府对公用事业领域的财政支出;要积极打造诚信政府,强化和完善政府责任的落实和追究。     

德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启示

以社区公有为主导是德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的显著特色,鉴于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新型社区的不断完善,社区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运用案例分析和图表分析法对德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特点、取得的成效及经验进行介绍,通过借鉴德国的社区公有公营手段、采用综合管制型网络进入模式向信息社会转移和价格管理的长效机制取代应急管制机制等手段来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进程,更大程度的发挥社区的作用,从而推动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程。     

人民币利率管制的扭曲效应、规则缺陷和制度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利率管制可以分为严格管制和非对称管制两个时期.在此期间,利率管制扭曲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市场,成为引发银行业暴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民间借贷危机等诸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利率管制扭曲效应的矫正亟需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当前银行法律制度中利率管理规则存在基准利率界定错位、监管部门权力泛化以及管制目标不清等缺陷,无法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下的利率管理要求.应当重构银行法的利率管制规则,明晰基准利率的内涵和外延,约束政府利率管制权的边界,转变利率监管目标和方式,推动存款保险、金融市场准入、金融机构破产等配套制度出台,并按民事和商事不同性质明确超过一定利率限度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责任.     

新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行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但窒息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政府-社区"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府-单位"制的弊端,但由于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难以改变公民原子化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这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新发展,必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基于市场供需均衡的实时电价机制研究

随着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智能电网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电力市场需要寻求新的电价机制来适应发展需求。本文基于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背景,为实现发电侧和售电侧的价格联动,提出了考虑电力市场供需平衡关系的实时电价定价机制,并针对典型工业园区进行了一部制电价和两部制电价的算例分析,通过测算验证了实时定价机制的可行性。实时电价作为一种新的电价机制有利于优化用户的负荷曲线,降低峰谷差,同时也有助于新能源消纳,节能减排,是有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我国工程强制招标规模标准立法缺失之检视

工程强制招标规模标准由于事关强制招标工程项目范围的准确厘定,对妥适确定政府管制与市场契约自由的边界有重要影响。我国现有规模标准制度,在立法原则上忽略了契约自由保留原则,在具体机制上缺乏分割规避预防、估算计价按实调整、规模标准金额按实浮动等规制弹性。必须在工程与法学交叉的角度对现有制度予以科学调整,并充分借鉴域外成熟规制经验,方能在工程市场有效平衡"契约自由"与"市场管制"的合理关系。     

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

在渐进改革的逻辑框架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抑制措施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社会资源。金融抑制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损失 ,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期风险的转嫁机制而自我强化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制度性公共风险得以大量积累 ,并开始逐步向财政领域集中。防范和化解制度性公共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放松管制 ,建立起市场对公共风险的分摊机制     

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市场化:现实困境及机制重构——基于成都等地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实践的思考

各地陆续开展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试点,既体现了土地指标配置的市场化突破,也因中央政府的风险防控需求、指标交易的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地方政府权力的越位及缺位,而面临市场化程度不足和机制扭曲的困境。应当明确指标交易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并警惕盲目扩大市场化引发指标交易制度异化的风险,以坚守底线与风险防范为前提,将指标交易定性为土地开发权转移的本土形态,统筹推进指标交易与"三块地"改革,重构指标交易市场化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由于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政府的"软约束"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表现出效率低、质量差等现象,导致公众的不满,从而产生了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需求。从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来看,为保证市场化改革的成功,政府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非正式制度、市场化进程与政府补贴——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会扭曲政府补贴这一稀缺资源的配置,而市场化进程作为一个正式制度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能够优化资源配置。针对上述问题,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1)政治关联度越高的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越多。即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会运用自身的政治资源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且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会将补贴分配给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2)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减弱了企业政治关联度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应避免政治关联这种非正式制度给政府补贴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扭曲,继续推动市场化进程,促进正式制度不断完善,最终优化政府补贴资源的配置。     

广东深化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广东价格制度改革的不断全面深化,各类市场面临的价格问题日益凸显。依据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的价格改革方向,围绕多元价格决策主体共同定价改革目标和"确立一个地位、限定一个范围、健全两种机制"改革思路,形成了以价格形成机制建设作为广东价格制度改革的主攻方向,确立了广东价格制度改革"三位一体"组合式改革的主要路径:一是深化资源能源价格管理体制改革,夯实价格制度改革的基础;二是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巩固价格制度改革的核心;三是规范市场价格秩序建设,确立价格制度改革的关键。     

读《史记》,探讨政府治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于公众而言,政府组织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行为同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即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出于"利己"本性,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人性"使然而难以改变,但是通过政府治理过程,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渐改进政府行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还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中,但至今成效不甚明显。有关历史研究说明:在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成为单纯制度建设难以提升政府绩效的深层原因,因此政府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实现合意的政府治理之根本途径是建立相应的政治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道德自律机制;就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能够道德自律的官员队伍。     

西方国家政府角色嬗变与政府管制变革研究

西方国家政府角色经历了"守夜人"角色、"干预型"角色与"有限型"角色的嬗变,政府管制作为政府职能经历了兴起、全面发展、改革与深化三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角色嬗变与政府管制变革三者之间存在高度的交互性。资本主义发展对政府角色提出新要求,政府角色的转变使管制方式发生变化,政府管制的效果又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新的影响,从而再次作用于政府角色的变迁。     

浅谈社会团体在行政决策中扮演的角色

民主政治的发展必然要求科学行政决策机制的建立。行政决策制度建设中必然要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实质就是决策主体在进行决策时要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当前,中国社会团体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现实,社会团体在行政决策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了使其客观反映利益诉求,社会团体在行政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应单一化,即社会公众的角色,且其单一角色的扮演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     

政府权力悖论下的群体性事件审视

作为政府主导和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政府权力悖论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群体性事件高度契合的解释范式。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权力悖论的存在和强化,催生“增长主义倾向”的政府,诱使公共权力异化,造成政策冲突,加剧了社会利益失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而政治信任的流失,将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激化。因此,政府权力悖论的消解是群体性事件的善治之本。为此,要转换社会改革主体角色,变政府主导型为公众参与型改革模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阻滞政府权力悖论的产生;构建完善的公民社会,形成对政府公共权力的制衡;同时,引入外部制度竞争,形成化解政府权力悖论的压力机制;特别是,必须建构制度生态,形成政府权力悖论消解的长效机制。     

社会危机管理中的心理契约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心理契约应当经过建立、调整、实现三个阶段,并需要形成不断强化的EAR循环过程。在心理契约被破坏时,需要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实施心理救治,维护心理契约的持续。这有利于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赖,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