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操弄下的朝鲜半岛近代中、日形象建构——以朝鲜半岛首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为中心

19世纪末,朝鲜开化派知识分子在探索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认识到创办报纸的重要性,并开始向日本学习办报经验。利用朝鲜创办近代报纸的迫切希望,福泽谕吉派出其学生井上角五郎等人“帮助”朝鲜办报,从而得以深度参与朝鲜首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的各项工作。井上角五郎为贯彻福泽谕吉“排中入朝”思想,利用职务之便在《汉城旬报》报道的筛选、编辑、撰写过程中,有意歪曲中国形象、美化日本形象,为诱导近代初期朝鲜疏远中国、走近日本制造了社会舆论。     

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研究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维新思想家、外交家和诗人。他的一生,与日本的联系密切,是中国近代第一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马关条约》签订后,负责对日本进行苏州开埠谈判;戊戌维新期间,积极倡导以"日本为师"进行维新变法;罢官回乡后,在家乡积极倡导新学教育和留学日本活动;编纂了近代中国最全面、系统研究日本的著作——《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成为近代中国了解日本的第一人。     

战后日本教科书制度的演变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建立在废除战前教科书国定制基础上的,它取消了日本国家对教科书的绝对统制,并以民主、和平为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又具有局限性。自从战后初期确立教科书审定制度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分三次对该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并在这一过程中以"简化"、"公正"为名,不断加强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的权力。而日本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权力的不断加强,便是战后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中日近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般从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比较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考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差异。以中国现代小说为参照基准来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小说中知识分子自我救赎问题,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     

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的演绎变迁——基于晚清世博会的影像考察

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由18世纪到20世纪的传播和转变,表现为从崇尚到歧视的翻转,体现了中国古老农耕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落差。本文以世博会上的晚清中国为考察线索,以影像中出现的"中国人""中国馆"和"中国展品"为观察对象进行系统梳理,回顾百年之前西方主流世界形塑近代中国、建立西方世界中的"中国印象"的过程,着力探讨西方世界看中国是如何由主观演绎到形象曲解、直至文化歧视的历程,审视近代"中国印象"在西方世界中的变迁轨迹。     

“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

在近代知识建构过程中,再没有比"主义"这个词更具有代表性了,各种思潮、各种观点都是以其名义得以传播。这些"主义"最早多出现在欧美,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其蓬勃发展期。将词缀"-ism"对译为"主义"是日本人所为,而且早期的许多"主义"是经由日本舶来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具体例子就可以知道日本的汉字译法是如何炮制的,而且是通过什么渠道在清末的中国得以展开并流行的。这里不容忽视的重要媒介当然是报纸杂志。通过《清议报》里"主义"使用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作为近代知识资源的一面,而进入民国后的知识传播,报纸杂志和近代辞典《辞海》的诠释、采录也为"主义"的传播做出了贡献。20世纪40年代以后,除去日本要素外,中国人对"主义"的翻译和创新更是别具特色了。     

近代中国的日本观之演进

近代中国的日本观之演进陈卫平近代日本的崛起，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革紧密相联。因此，怎样看待近代日本，是近代中国人思考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思考的演进过程，大致可概括为：从无知到关注；从了解到仿效；从批判到抵抗。自《汉书》以来，历代官修史书对日本都...     

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中国人的日本观

中国和日本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甚至连日本人也承认："追溯源流，说中国是古代日本文化的良父......这种说法并不过分"①。而中国人也以自己的文明历史自居，称日本为"蕞尔小国"、"东夷"。但是，进人近代以来，中国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加之日本此时亦遭到美、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人大为震惊，他们开始转向西方国家学习。之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国势日盛。这期间，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黄遵宪于1887年写成的…     

论中国近代语文教科书的特征与贡献

中国近代语文教科书是指从1904年到1949年出现的各种新式语文教科书的总称。它呈现出学科性、科学性、普及性、时代性等特征。中国近代语文教科书的贡献在于:(1)推动义务教育及女子教育的发展;(2)完善语文教科书的体系;(3)促进教科书自身的发展;(4)推动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形成;(5)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探讨近代语文教科书的有关问题,对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语文教科书的编撰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认识

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勃然兴起,一部部以“万国史”冠名的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鱼贯而出,载述着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支配了知识分子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们亟需改写“万国史”,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历史,阐发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与“帝国日本”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日本人愈加汹涌澎湃的“世界史”意识。他们将“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通过解释“世界史”来争夺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     

略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初期的传统"东夷"论、"蕞尔岛夷"论,到明治维新后视其为学习的典范,再到随着日本侵华加深对日本的排拒与反感剧增三个阶段。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 ,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 ,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 ,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 ,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 ,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 ,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 ,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

日本人形象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中出现的次数最多的外国人形象。对于日本人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现实中日本人的认知以及不同时代中日两国的关系。该文主要探究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后三个时期影视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     

柳麟锡的中国体验与东亚认识

柳麟锡师从朝鲜朝华西派李恒老,秉持"卫正斥邪"和"尊华攘夷"思想,是朝鲜朝末期较为典型的保守派文人.作为指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朝鲜义兵将领,他在诗文和散文中分析了东亚时事,作出了价值判断,刻画了具乌托邦功能的"中华形象"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日本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东亚认识".柳麟锡试图激起东亚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共同的情感,完成"斥洋"话语.柳麟锡建构起来的"中国形象"和"日本形象"属于译介学中的跨文化交际在思想化、主题化、情绪化层面上的表现和反映,它无法从根本上触动本土文学的形式和话语变革,但是却为探讨文化的接受、知识的再生产及其文学化过程提供了文本.     

儒学日本化的现代诠释--对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的剖析

中国与日本都是奉儒家伦理为正统,但儒学在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一些思想因素都发生了异化,儒学这种具有的亲和力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儒学团体成为日本近代军国主义形成的平台与温床.在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庞杂的体系中,国家主义是其基础.所谓"合理"的扩张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本人形象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隋唐前,基本为想象中的非类:或为长寿仁者,近于仙,或为形态怪异者,近乎兽,形象较为模糊;隋唐后,日本人形象由想象中的非类复原到人类,宋代文学中出现了日本奸商形象;元后,倭寇逐渐成为文学中日本人形象的主要内容,仁者形象逐渐淡化,凶顽、恐怖、惨无人性的倭寇形象得到加强,同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基于现实生活的日本人的形象书写。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

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从鸦片战争前夕传教士最早提及马可波罗及《游记》之事,到1913年第一个《游记》中文译本的出现,期间经历了约近七八十年的历程。从传教士最初简单的介绍,至国人的初步反应,进而至日本教科书大规模的引入,报刊传媒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随着读者层面与社会影响的扩大,其人其事愈来愈广为人知,从而成为传媒中的一种公共知识。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接受及其逐渐扩展的途径与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样貌。它既反映出其在中国早期的反响,也为此后的研究作了必要的铺垫。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某种启示意义。     

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