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文化意识和翻译策略———析林语堂《浮生六记》英译简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英译,展现了在东西方双重文化影响下,译者的翻译总是处在两种文化意识的博弈中,试图在两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既能有效地传播东方文化,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喜爱。在这两种文化意识影响下,对原著和原作者的责任、对目的语读者的责任以及东西方语言的差异,成为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重要因素。举例考察林氏《浮生六记》英译本对原文文化元素的处理,希望能为强调翻译这种跨文化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一定启示。     

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析《Moment in Peking》中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

通过对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提出的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进行阐释,结合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中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比较这两种翻译策略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指出以传播中国文化为目的时,译者宜主要采用文献型翻译;以提高译文在西方读者中的可读性为目的时,宜主要采用工具型翻译。     

论佐藤春夫编译《车尘集》的文化意识和审美倾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中心论得到确认。实践证明,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在翻译过程中往往成为译者、原作者、原语篇、译语篇、读者之间发生交际和共鸣的"文化场"。这就使关注译者的文化意识、审美倾向成为解析原语和译入语如何互文沟通的关键。佐藤春夫以中国古代女性所作诗歌为原语文本编译的《车尘集》集中体现了他在多元化文化意识下建构审美倾向的过程以及中日两国之于古典文化的互文顺应关系。     

浅论《浮生六记》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本文从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视角来关注和考察《浮生六记》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译者主体性是如何通过对于译本的选择来体现，并影响译者翻译的目的以及翻译策略的确定。     

西方修辞学翻译视域下的读者意识

翻译也是一种修辞活动，这其中修辞者是译者本人，观众是广大的译语读者，而修辞的产品则是翻译的译本。无论是翻译还是修辞，读者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译文读者既是翻译的动力源泉，也是翻译的目的所在，因此，作为修辞者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读者意识。从西方修辞学的角度探讨了什么是读者意识、翻译中读者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培养译者的读者意识。     

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赛珍珠对《水浒传》中女性形象的传译

女性主义要求对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重新评价与提升,培养一种真正从女性视角进行阅读的女性读者。赛珍珠是首位把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翻译为英文的译者,作为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又精通中国文化的女性译者,她在翻译过程中对小说中被异化的女性形象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体现了其所具有的女性主义意识。     

翻译主体间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翻译主体间性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译者主体性的过多关注,导致了对作者主体性和读者主体性研究的缺乏。结合翻译主体间性,通过对比分析《论读书》的两个中译本,深入探究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得出在《论读书》两个中译本产生过程中,影响翻译主体间性的主要因素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译者个人经历和语言能力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期望。     

《红楼梦》两部英译本称谓翻译及其差异探究

文章通过对《红楼梦》两部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The Story of the Stone中称谓翻译的研究,探讨并说明《红楼梦》的两位译者之所以在称谓上采用不同的译法不仅仅因为两位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而且还与译文的翻译目的、预期读者以及翻译环境有关.     

欧洲中心主义观照下的19世纪《论语》英译

《论语》英译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旨在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分析19世纪的《论语》英译,探讨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由其带来的文化中心主义对译者在翻译策略的抉择上所带来的影响。指出译者因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以及自身所持有的翻译动机和文化态度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习惯性地用欧洲文化思想的术语来束缚思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批判,从而最终影响到了读者对文本的客观理解。     

基于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委婉语英译模式研究——以霍译《红楼梦》为例

霍克斯在《红楼梦》的委婉语翻译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策略,这些策略都可以在功能翻译理论中找到依据。霍克斯的翻译诉求表现在尽责于作者、尽责于读者并尽责于文本的“译者三责”。为达意旨,霍克斯采用了化“它形”为“己形”的策略对东西方文化意象迥异的委婉语,霍克斯使用零翻译或模糊替代的翻译策略;对具有“文化空白”的委婉语,霍克斯采用了形象替代、扩展式注释、直译等翻译策略。霍克斯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着眼于缩短读者与译文在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强化译文的连贯性和可读性,使其更好地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红楼梦》的普及和传播。     

副文本视域下《道德经》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安乐哲译本为例

副文本的合理运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安乐哲在《道德经》译本中将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研究发现：正文本翻译前,通过副文本阐述译者重译典籍的因由、目的、底本的选择以及哲学语境的建构;翻译中,阐明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建构以及读者服务意识;翻译后,再现道家哲学语境,并彰显译者的翻译惯习。译者发挥主体性利用副文本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多重语境,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新思路。     

典故译介策略——以《浮生六记》两译本为例

典故是语言的精华与核心,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典故翻译是译者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浮生六记》原著中有很多文化含义丰富的典故。拟以其两译本为例,探讨典故的不同翻译策略,旨在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对比,分析译者处理典故时的做法与得失,并指出译者应恰当地处理典故的翻译问题。     

浅析《红楼梦》诗词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意识

译者的主体意识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创造意识和审美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为此,以杨译及霍译《红楼梦》中诗词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从译者主体意识发挥的主客观方面表现出发,可看出译者的主体性必然地体现和贯穿于翻译过程中,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则影响和决定了译者的主体性。     

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从《浮生六记》译文看林语堂的适应与选择

本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指出林语堂选择翻译《浮生六记》是其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性适应。《浮生六记》译文是林语堂在语言维、文化维及交际维等层面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产物，是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及适应性选择二者的有机结合。     

从中西方文化与目的论看《浮生六记》的翻译

从弗美尔(Verm eer)和诺德(Nord)的翻译目的论角度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通过分析林语堂翻译《浮生六记》的具体目的,论证、阐述了林氏译文中的精妙之处和灵活手段。并得出结论:从事翻译应从翻译的目的出发,须考虑文化差异、读者需求等方面因素,其标准不尽为传统的翻译标准。     

霍氏与杨氏《红楼梦》中医药文化翻译的得失

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切换,更是跨文化交际目的的体现。在《红楼梦》中,作者对诸多中医药现象的描述,凸显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以Hawkes与Yangs两种英译本为依据,植入接受美学理论,从中医中药文化涵盖的四个层面出发,探讨译者应当如何发挥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在中医药文化英译过程中对潜在的读者“期待视野”进行预测,选择相适应的翻译策略,以期最终实现作者、译者、凑者之间的“视阈融合”。     

异化翻译凸显文化差异

翻译已不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然而,文化各有其特性,没有完全相同的文化。所以,在翻译这种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差异。结合异化翻译理论以及对林语堂翻译的《浮生六记》证明异化翻译可以凸显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