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制度——从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思想说开去

海洋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制度在国际实践中已存在了许多年,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议中不断得到运用。多年来,中国政府积极主张并推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这一原则不仅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也符合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在和谐世界的建设中,共同开发原则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个成功的典范。本文回顾了共同开发的历史和现状,围绕共同开发的定义、成因、法律特征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的演变与现状——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

论文以“搁置争议”原则为中心,对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梳理,对钓鱼岛争端激化和升级的背景进行了剖析。论文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钓鱼岛领土争端在中日关系中的定位问题,领土争端已经持续了40多年,但它没有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可见这是一个可以控制和避免升级的问题,关键在于当危机出现时,应该冷静处理而不是高调挑衅。为了避免争端的激化和升级,中日两国政府应该在坚持“搁置争议”原则的基础上,达成5项共识。     

搁置外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的外交理念新探索

所谓搁置外交是指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进程中,对一些历史遗留的、在近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去解决的一种外交方法和策略。搁置外交策略不是缓兵之计,更不是对现实问题的逃避。它是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谋求矛盾的和解,谋求问题的解决,有着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搁置外交不仅对中国在处理周边问题特别是涉及领土争端的问题上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他国解决此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论国际法上的解决争端机制

国际法作为规定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体系 ,对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意义。而争端解决机制的确立和发展是实施国际法的重要途径。文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解决争端机制为例 ,就国际法上的解决争端机制的特征及新发展做了初步探讨。     

日本国内政治及其对“搁置争议”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中存在鸽派与鹰派之争,除此之外,日本社会的"右翼"组织也时常影响各种政治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这三种政治力量观点不同,对中日"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鸽派主张遵守两国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鹰派则得寸进尺,主张对钓鱼岛实行"实效统治";"右翼"常常采取过激行为刺激中国。随着各派在日本政治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消长,中日关系也受到相应的影响。     

南海争议区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

南海问题最受关注的热点区域集中在南沙群岛,因其蕴藏着富足的油气资源,从而引起周边国家间的岛屿争端.南海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是解决南海问题的突破口,它的实施对中国具有巨大的战略价值,对南海周边国家能源战略同样能起到推动作用.本文将南海争议区划分为具体区域,透视南海争议区油气资源开发的现状,论述其战略价值,进而对南海争议区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制度进行构建,并对可预见的保障机制进行构想.     

从国际法的视角论钓鱼岛争端的解决模式

目前,国内研究钓鱼岛争端问题的文献主要是从历史和法律两个角度来论述的,涉及钓鱼岛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中国对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和法律依据研究、日本反复挑衅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政治图谋以及钓鱼岛争端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方面。本文专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模式进行研究,提出了战争模式、仲裁模式、谈判模式和搁置模式,并从历史和国际法理两个角度对这四种模式在中国未来解决钓鱼岛争端上的可行性选择进行探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度概括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新型国家关系的本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确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本质的新型国家关系提供现实可能性。坚持和丰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发展理论的基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大背景: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存的深度,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一些新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并被广泛接受。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     

罗马法与国际法的发展

罗马法既是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法律体系,也是近现代西方法学的历史基础,对后世法学的发展,特别是民事法律制度、法典编撰产生重要的影响。两大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罗马法的遗迹。除此之外,罗马法对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也同样有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的国际法制度当中同样也存在着大量罗马法的痕迹。     

中日钓鱼岛问题历史与法理研究的鸿篇巨著——《钓鱼岛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最新增订本）评介

近年来,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愈演愈烈,尤其是日本否定“搁置争议”的存在,继而玩弄“购岛”和国有化“手段,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nd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rule of law has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domestic attributes, so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 domestic rule of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Using the thinking behind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to buil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both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China should put into practice the idea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 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governance levels, and should at the same time participate in the UN’s rule of law activities and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thereby extending its rule of law discourse power and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sphere.     

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取向

国际私法趋同化是当代国际私法进一步发展的基本走向。中国的国际私法应顺应潮流 ,尽量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一致。同时 ,我们不能忽略中国国际私法应具有中国特色 ,要加快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进程 ,使国际私法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中的效用及中国对策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维护公约的精神和严肃性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既需要坚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保持航道畅通和航行自由,又必须援引公约,捍卫在领海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内的主权权利,坚决反对某些国家恶意利用公约,并以公约之名行侵犯中国权利之实。本文围绕相关国家对公约的不同释义而产生的分歧,探讨公约在争端解决中的优势与缺失,以及其在南海争端中应发挥的效用。     

试论培植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基点和路径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性条件。中外法治的实践充分表明,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同的培植、生成模式。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传统与民情,培育出既符合法治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性课题。     

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一些重要动向

本文根据重要国际海洋法平台的实践,研究了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一些重要动向。当前海洋事务管理协调机制进一步发展健全,国际海底区域、公海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外大陆架方面的法律规则进一步细化和发展,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生物多样性、全球海洋环境评估、打击海盗以及航行自由等领域,正在酝酿产生新的规则或海洋事务管理机制等。上述动向反映出全球海洋治理正逐步揭开面纱,各国在海上的活动将一步步走向依法有序。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对多党合作制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立这一理论和制度;第二代领导人完善这一理论和制度;第三代领导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和制度。尤其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对多党合作制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有着积极的和重要的作用。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美国的海上崛起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本文从地缘政治视角分析美国崛起的原因,比照当代中国与19世纪末美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的异同,提出当代中国和平发展应研究借鉴美国的经验,按照统一国家——增强国力——发展海权的步骤,把握中国自身地缘政治环境特点,顺应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创造良好环境。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两次中西部开发对内地城市化的影响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开发。一次是“一五”计划中以156项工程为核心,对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另一次则是在三线建设期间大规模的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两次开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内陆地区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工业企业,改变了千百年来我国内地几乎没有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历史,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的工业化进程。不仅对内地的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其城市化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