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创新的点、线、面、体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在30多年的过程中经历了回到《新民主主义论》、突破《新民主主义论》、“重写文学史”讨论、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样四个回合.先是在现代文学内部不断增添作为“点”的新作家;然后构成“线”;然后把本来被认为不属于现代文学的成分添加到现代文学史中来,形成一种“面”的扩展;最后随着现代文学史编纂的版图逐渐扩大,形成了具有丰富性、立体感的“体”.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比较研究

早在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了对中国文学史的书写。20世纪初,林传甲和黄人分别编写《中国文学史》,拉开了中国学者撰写本国文学史的序幕。迄今为止,学界已有数百本中国文学史著述问世。中国学者所著文学史,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等方面一直深受西方汉学界的影响,但随着近年来研究思路的改变和学术水平的提升,已经呈现出由整体“趋同”向“趋异”转变的走势。《中国文学史新著》与《剑桥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便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中西方的差异。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新的文学史可能吗

文章介绍了正在编撰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缘起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把普通读者作为目标读者的确定,及其独特的方法论和历史分期,并且逐一介绍了这本文学史中各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参与撰写的美国汉学界的优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从而提出了在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编撰一部新的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性问题。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当代文学:边缘与新潮——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节选

这是作者主编的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三段节选，分别是“旧体诗与聂绀弩的‘三草’”，“王小波的小说”，“网络文学：痞子蔡和安妮宝贝”，这些内容，在当下流行的文学史当中，通常很少论及。作者力图扩展当代文学史的覆盖面和强调对文学新现象新媒介的关注；在行文中，不求面面俱到，以文本解读为主，注重感性经验，将对文本的语言分析放在重要位置，凸现“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寻找不同的言说方式——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之比较

近年来，学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研究、撰写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些进步，不仅表现在教材的数量上，也表现在编撰思路的推陈出新上。以具有代表性的三部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当代文学史写真》及《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为例，可以看出编者在文学史观上各具特色的介入方式。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关于文学史观念的几个问题

文学史概念有“原始形态文学史”与“知识形态文学史”之分；所谓“文学史观念”，系指后者在处理前者时所确立的一种基本的文化理念、思路、视角或方法等，其中涉及到对前者的内容的倾向性认识，则可视之为“文学史次观念”。次观念之一的“风貌文学史”观念，当是对知识形态文学史的学术文化目标的基本定位；另一更具方法论色彩的次观念即“比例尺意识”，则有助于把握一种评判原始形态文学史现象的价值标准的分寸感。这两者均建立在“计量史学”的原理上，所以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引入“计量史学”的方法。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中国文学史》教学改革之思考

作为教材，《中国文学史》编著甚丰，编著者在撰写指导思想上，在其反映的内容、重点和难点的处理上，在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评价上，呈现百家争鸣的现状，它给教学者带来了如何选择教材的问题。如何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为本，有选择地参照其他文学史进行教学是本文论及的重点。打破传统“文学史”与“作品选”讲授时间比例，以精讲作品入手，以学生课外阅读为辅，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文学嬗变是值得实践的有效方法。     

中国新文学史书写理念的变迁及其成因——以1950年代的四部文学史著作为例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四部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这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书写理念可以概括为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总体性历史元叙事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将文学存在视作政治元叙事的表述工具,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推广到文学史的阐释之中.这种文学史观念对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部新文学史著作的作者怀着真诚的政治热情,试图运用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去研究新文学史,但是理解未必很透彻、运用未必很圆熟,而且受流行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现实政治规范的制约,因而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今天回顾这一段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现象,人们可以从得失成败中获得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与启示.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个人文学史写作——兼评集体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黄修己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由钱理群、温儒敏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文学史和集体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下,黄修己个人文学史的编写具有特别的意义。     

刘师培与北京大学

1917至1919年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任教，于北大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三年，其间他出任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和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做了大量教学与研究工作，特别是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史学科垂之后世的“典范”。他在北大最为人诟病之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似乎站到了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实则此举并非有意与新文化相对抗，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尚面进一步深入研讨。     

中国文学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奠基——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的当代意义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一直以来处于相对薄弱的局面,截至目前只有《中国当代民族文学史稿》(李鸿然,1986年)、《中国当代民族文学概观》(吴重阳,1986年)、《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1993年)等3部著作出版,因此,2004年11月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荣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一书对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杨义先生认为该书的出版“使这个学科在知识含量和学理深度上都有所创获,甚至开拓了一个新境界”(《光明日报》2005年5月20日)。李鸿然先生所著…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然把理 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