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必要条件——纪念西安事变爆发70周年

西安事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战工作是必要条件。因为中共的抗日主张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因;中共倡导和推动的西北大联合的局面是西安事变爆发的前提;中共地下党员的成功活动是西安事变爆发的重要推动力;中共的各种努力在内战大爆发之际化作不可抗拒的时代最强音,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西安事变时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凌晨4时左右,张学良、杨虎城曾向中共拍发过一次密电,通告他们的扣蒋行动。可是,几乎在中共收到张、杨密电的同时,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西安所发生的惊天事变。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的蜕变及原因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由一支较稳定的地方军阀集团迅速蜕变为各自为政的数支军队.这种蜕变主要表现为东北军内部派系纷争的表面化,高级将领的离心和东北军对"三位一体"的背离.东北军的蜕变是由于张学良的被扣、高级将领的裹胁和南京政府的分化,但归根到底则源自其军阀属性.东北军的蜕变瓦解了这支地方实力派,但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

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是希望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事与愿违 ,苏联却极力否定事变 ,而且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苏联的这种态度对西安事变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但在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身世浮沉雨打萍——再论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出国与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改变之前保留杨虎城基本实力的处理方案,采取措施迫使杨虎城出国,中共方面囿于国共之间的谈判,也无法给杨虎城提供有力的帮助,杨虎城迫于多方压力,不得不出国考察。出访美国期间,杨虎城曾多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回国,却都不被允许。之后,杨虎城抵达欧洲,计划假道苏联回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正在举行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军事订购的双边谈判,由于其职权并不直接涉及军事和外交事务,加之杨本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更是一无所知,致使其职务的合法性没有得到苏联的认同,最终,杨虎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失败。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试探“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并不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而是张学良下的命令,从而导致沈阳失守,东北沦陷.由于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与蒋介石观点基本一致,两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也就十分的相似.所以,张学良和蒋介石对东北沦陷都应负责.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博弈可以看成两人在对日对共政策上的较量,是"攘外后安内"政策与"安内后攘外"政策的博弈.张学良认为先"攘外"后"安内",主张"息内战,御外辱"、"息内争,求和平",停止"剿共"内战,一致抗日.这种主张可视为对蒋介石"安内"政策的反驳.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失败后,意识到解国难须另觅新路.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局面形成时,蒋介石继续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自此,两人的博弈拉开帷幕,而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一种正面反抗.     

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博弈

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安内攘外"或"和平统一"政策与"统战路线"之间的博弈,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处于这两种政策之下的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较量.杨虎城所借用的"统战路线"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对蒋"安内"政策的一种正面回应.而蒋介石在事变后针对时局所提出的"和平统一"方针,一方面是对杨"统战路线"的回应,而另一方面也是以往"安内攘外"政策的继续.其"回应"体现在:现阶段"统战路线"的实现必须以实现"和平统一"为前提;其"继续"体现在:无论是"安内攘外"亦或是"和平统一",其主要目的都是加强中央权威,实现全国实质性的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之下.     

张学良、蒋介石对锦州危机态度之差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置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这里成为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逼,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解决锦州事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本文拟就双方的态度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外国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真相的宣传报道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通过采访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并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介绍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