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陵户制变迁考论

中日学者对陵户的研究集中于唐代,但受唐代律令语境束缚严重,故走出唐代,整体上审视陵户制渊源以及汉唐间陵户的演进脉络尤显得必要。中国古代陵、冢、墓三者语意相通,尽管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有等级差异,但"陵户""墓户""冢户"等词意涵仍然接近,有时统称守护,园邑亦与其相近。陵户是负责陵冢之守护和日常洒扫之人,先秦时期称为"甸人",汉代称为"守冢",受陵邑制影响",园邑"也与之类似。汉代为先王和宗室亲王、皇亲国戚、公卿贵胄置"守冢",是朝廷赐予的极大恩德,一般大臣贵胄则并不一定有此殊荣。魏晋南北朝时期园邑制没落,但为古代帝王、先贤陵冢设置"守冢户"以事守护、洒扫,仍然是政府管理的一项工作,且逐步成为定制。这些守护、洒扫性工作的守冢户实为唐代陵户的前身。厘清汉唐陵户制变迁轨迹对认识唐及中国古代社会后期陵户制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中国传统礼制的现代思考

中国传统礼制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也当然得有其消极的一面。笔者通过对其价值的分析和探讨,认为如果能够对其积极的方面加以继承,对其消极的方面加以改造,对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是定然有所裨益的。     

明代君臣礼仪冲突与礼制话语权的争夺

明太祖朱元璋曾将礼制话语权假之于臣,依靠儒臣议礼,但儒臣纯用礼制的规则并不尽切于时用,也不尽符合皇权的利益,因此朱元璋在礼学知识逐渐充实后毅然夺回礼制话语权,其背后潜藏的规则是皇权优先于礼制。成化朝,随着儒臣群体的壮大,以谏诤为忠的政治风气形成,出现了群臣首次争礼的现象,迫使宪宗遵守现行礼制,礼制话语权再度下移。至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儒臣对世宗做出一系列强势礼制安排,这与世宗追伸孝道和提升皇权的礼制需求相悖,由此引发君臣间激烈的礼仪冲突。世宗以皇权为依托,采取一系列行政手段打击持礼力量,最终夺回礼制话语权。这说明在帝制政体下,儒臣捍卫礼制虽有深厚的历史与思想资源可供援用,但礼制并不能超越现实的政治权力格局成为最高的政治准则,而是要为皇权做出调适,成为辅翼皇权的工具。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传统礼制思想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起源于周朝的传统礼制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礼制思想的主要目的是:使社会更加和谐、崇尚仁爱、崇尚德育、崇尚敬畏等,其实践方式主要有:制度化、教育化、常规化、社会化等。本文试图探讨传统礼制思想在古代宗法制度下深入人心广为接受的根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和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保障。     

礼制·物欲·人格 --论汉代诗歌兼及后来文学中物欲描写的意蕴

汉代的诗歌和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有着对于物欲的赞赏性描写.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对于奢侈攀比风气的反映,但更为根本的则是礼制作用的结果.由于礼制将物质生活的享受与地位等级结合在一起,生活的奢华也就与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结合在一起.于是,奢华也就具有了向社会展示个人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的性质.因而,汉代诗歌及后来文学对于物欲的赞赏性描写蕴藏着的,是对社会地位、价值和自身人格尊严的追求和替代.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乡射礼在明代经历了"重射艺"到"重教化"的功能嬗变,这种变化大约在成化以后,首先自江南开始,然后扩展到各地。乡射礼虽然被制度化,但因与科举之间缺乏联系,从而不受士人和地方官重视,兴废无常的现象十分严重。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意志、地方态度与士人追求之间的冲突与妥协。     

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

本文将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发展划分为夏至秦、西汉至南宋以及元、明、清共三个阶段,并探讨了这些礼制建筑所蕴含的深厚的儒学思想文化,指出了加强这一研究的重大意义所在。     

礼制与政治：初盛唐明堂赋的文本语境与书写策略

唐代是明堂礼制的繁荣期。明堂是东都洛阳城市空间不可或缺的礼制建筑,行明堂礼是帝王功德伟业和政权统治的象征。明堂赋在书写策略上的差异性,是明堂礼制与政治体制变迁、士人身份阶层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由刘允济《万象明堂赋》《明堂赋》,可见武则天营建洛阳礼制的建筑体系,由李白、王、任华等人《明堂赋》,可见唐玄宗终结武周政治遗绪、开启政治新局的历史过程。历代明堂书写共同累积、构成了明堂的意义系统和礼制内涵。     

北京市家庭户的变化及外来人口影响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北京市的集体户人口比例已高达 12 % ,并且在家庭人口中外来人口比例也从 1990年的 2 %急剧提高到近 12 % ,这些重大变化在对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和家庭户变迁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时均已不可忽视。本文计算了不同口径的北京市人口老龄化水平 ,还揭示出近年来北京市家庭户规模的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仍是少儿比例的不断降低。本文还从年龄别、户主率和户居类型比例两个角度揭示了家庭结构变化和家庭养老功能 ,并且特别比较和分析了本市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差异     

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

秦帝王陵是秦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皇权至上与生死观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在重视礼仪孝道的中国古代社会,陵墓是生前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研究秦帝王陵对于研究秦文化及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意义十分重大。     

The Post-Funeral Ritual in Bereavement Counseling and Grief Work

While a great deal has been written about phenomena associated with assisting persons in coping with losses, and, more specifically, the meaning of funeral practices in grief work, little discussion has taken place regarding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 leave-taking" during the post-funeral period.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potential of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ctive ritual leave-taking and grief adjustment, 50 widowed persons were interviewed regarding the rituals they practic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death of their spouse. The data collected reflect the number and type of rituals practiced and the potential for discovering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post-funeral rituals and grief adjustment. While preliminary in nature, the outcomes of the study illustrate a link between positive grief work and post-funeral rituals. Suggestions for those who regularly assist the bereaved in grief work are advised to give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potential of focusing their bereavement counseling on post-funeral "ritual leave-taking."     

系统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

重大灾害给受灾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各层面带来深重的影响,以助人为天职的社会工作者如何发挥专业作用以帮助受灾案主走出灾害困境?本文以此为构思的出发点,通过对灾害救助特点以及社会工作在其中角色定位的思考,引发出从系统视角开展灾害社会工作的设想,尝试建构系统视角下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     

系统视角下的灾害社会工作

重大灾害给受灾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各层面带来深重的影响，以助人为天职的社会工作者如何发挥专业作用以帮助受灾案主走出灾害困境？本文以此为构思的出发点，通过对灾害救助特点以及社会工作在其中角色定位的思考，引发出从系统视角开展灾害社会工作的设想，尝试建构系统视角下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学思考

现有各种户籍制度改革理论大多基于对户籍制度内涵与外延的扩大化理解,把本来只具有行政法属性的户籍制度泛化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制度,从而给户籍制度改革带来思想障碍。科学定位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应该从法理学层面探讨户籍立法的价值取向。平等、自由、秩序、效率,是户籍立法价值取向的多个取舍目标。如果把平等作为目标,会使户籍制度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实现迁徙自由、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这两个价值目标,现阶段还不具备可行性。提高户籍管理的效率,维护社会秩序,应该成为现阶段户籍立法的价值追求。构建户籍制度改革的法律框架,需要我们根据国情,以秩序、效率作为户籍立法的价值取向,调整户籍制度的内部结构,理顺户籍制度的外部关系。     

电视节目商品化的法律规制问题——从市场规制法及其相关法视角

当今我国电视节目商品化已凸显较多弊端,激烈的电视行业竞争,迫使从业者为赢取市场一席之地而采用隐蔽的违法违规手段,这不仅侵害电视消费者利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文章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著作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角度,呼吁电视行业应重视电视消费者权益,不得侵害同业竞争者正当权益,从而创建一个健康和谐的电视产业环境。     

宋代祭天礼中三岁一亲郊制探析

祭天礼中的三岁一亲郊制虽肇端于秦,但宋以前并没有严格执行,其制度内涵亦呈现出多重内容。降及宋代,三岁一亲郊制开始趋向稳定。在制度内容上,宋代的三岁一亲郊制主要包括南郊大礼和明堂大礼。在制度路径上,它开始实施于宋真宗朝,形成定制于宋仁宗朝明道年间,完善于嘉祐末年。三岁一亲郊制能在宋代发展完善,不仅与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大、新儒学的理论支撑息息相关,同时,祭典和赏赐的耗费、礼仪的繁冗以及中国古代祭天礼由繁至简日益世俗化的趋向亦构成了三岁一亲郊制逐步稳定的深层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