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正义、德性行动与公民幸福——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城邦是古希腊社会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城邦正义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德性行动是城邦共和政治的基础,是实现城邦正义的根本。公民幸福是德性行动的目的和归宿。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本位)—德性行动(手段)—公民幸福(目标)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政治学理论资源,而且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

亚里士多德在论证德性与幸福中隐含着三个伦理学命题:伦理的目的、德性的养成、幸福的获得。以习俗为共同出发点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目的分别是促进"城邦的幸福"和"个人的幸福",政治学的公正立法使人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服务于政治学的伦理学的目的是使"个人的善"同一于最高善——"城邦的善"。德性不仅仅是"一种合乎明智的品质",而是"与逻各斯一起发挥作用";德性的养成要靠个体在健全的法律下获得一种亲近德性的道德,德性的养成是一个持续的心理禀赋过程,最终养成"明智德性"。只有灵魂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才是幸福,它是完善的和自足的;人的幸福有两种:一是"第一好"的幸福,属于沉思的理智的幸福;二是"第二好"的幸福,属于实践的理智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衡量德性的准则。所谓“中道”即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就是善,过与不及就是恶,“伦理的德性即是中间性”。中道德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对于恶与不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是绝对的,“不存在中间的过度,永远是罪过”。中道的实现是不易的,但是可能的,这需要行为者具有知识,且需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中道德性论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中道德性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理论特质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有几大理论特质,包括:对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划界解决,规定政治生活和实践之学的价值限度,用善的分类破解善的理念,主张行动主义的德性观,探索实践逻各斯、倡导实践智慧。这些理论特质跟当代实践哲学的复兴密切相关。     

从"天人之辨"看孔子德性幸福的内在超越

从天人之辨来看,孔子更重视人在实现德性幸福中的主体力量与能动作用,追求一种"为仁由己"的幸福,把德性幸福视为天命和人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德性幸福不仅是就社会人事而言的,更要扩及天人之际.在"山水之乐"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德性幸福于自然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颜之乐"追求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德性幸福于义理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知天"、"顺天"、"乐天"而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德性幸福于主宰之天的层面上所实现的超越.孔子的德性幸福既具有内在性又具有超越性,既具有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又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即世间而出世间"的德性幸福.     

略论幸福的德性

立足于亚里士多德适度的伦理观角度探讨幸福,认为幸福就是适度,就是面对痛苦、超越痛苦,享受必要的快乐,适当享受快乐而不沉溺,并且适当地控制欲望使其成为人生的动力。适度的幸福观对于人生中的痛苦、快乐和欲望都具有重大意义。     

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述评

本文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论述了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悲剧与史诗之比较所揭示的悲剧的审美内涵 ,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性的理解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文学的真理性——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一直以来,学界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内涵及关系问题未达成共识.从文学与真理性的关系这个角度比较,可以看出两者都从模仿的角度界定文学与真理性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文学模仿无法做到揭示理式世界中的真与美,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文学模仿应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两者在构建文学无法达到真理这个结论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文学的真理性仅在被展现的过程中才真正地存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虽然质疑文学在模仿中达到真理的可能性,但并未否定模仿本身以达到文学真理性为前提,文学的确是模仿事件,但同时也是模仿性的再创造事件,文学的真理性能够在模仿中自我表现.     

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是在代表古希腊哲学发展最高水平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的逻辑基础上提出的,其实体不仅保留着原子论和理念论否定现实感性而维持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特征,而且也注入了经验的成份,并使经验的因素在事物的构成中起基础性作用。依据"实体"的不同性质实体的指向也发生着改变,在《范畴篇》中,实体分为第一实体与第二实体,前者指个别事物,后者指个别事物的属和种,当对个别事物进行研究时,实体的指向是物质或质料实体和形式实体以及质料与形式的综合物,归纳起来实体具有四层含义:在范畴上,第一实体指的是个别事物;在原理上和定义上,第一实体是其所是的是;在认识上,普遍可以成为第一实体;在最初因上,神是第一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的意义在于实体的划分蕴含科学与哲学内在的矛盾的分化;实体的指向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基调以及综合实体揭示的哲学人性基础。     

论两种"生态文明"之殊异——岩佐茂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述评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样都在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和建设生态社会。岩佐茂认为,两者关于生态文明社会的构想存在着根本差异:前者是资本逻辑支配的社会,后者是生活逻辑贯穿的社会;前者只具有狭隘的地域视野,后者则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前者是无理念的资本循环型经济体系,后者是有理念的环保型循环社会。这些差异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而资本主义只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社会。     

从SARS看社会危情中的两种逻辑与对策

2 0 0 3年春天 ,一种后来被称作“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的传染病突如其来 ,全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被震惊了。由于党和政府的果断决策、医护人员的舍身忘我和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抗击SARS的战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 ,社会各界包括人文社会领域展开了对于生命、伦理、环境、科技等方方面面的广泛思考 ,普遍认为 ,SARS对人们的挑战不仅在技术和社会层面 ,同时也在道德和伦理层面。本期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SARS的哲学警思”为题 ,邀请郝永平、刘精明、杨通进、段伟文、张羽佳、张立波等博士发表各自的观点。郝永平博士从哲学的视角对危机的内涵、特征及现代走向等问题进行探究与追问 ,以强化人们的危机意识。刘精明博士从对社会突发的危情事件处理入手 ,探讨了生活世界的逻辑和科学技术世界中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平衡与策略性的优先时序问题。杨通进博士评述了环境伦理学就保护动物提供的四种由弱渐强的伦理理据 ,并就具体的实践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段伟文博士提出 ,为了应对当代社会的“非典型风险”或“非典型变局” ,需要具有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公共政策 ,而这更进一步呼唤一种“责任的公共政策哲学”。张羽佳博士把理论探索与典型分析结合起来 ,着重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一个     

两个人的阿根廷

在南美洲南端的阿根廷,生活着两个人,一个是贵族,另一个是平民. 这里是地球上一个偏僻而安静的角落,接近南极,虽然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显得遥远,不可否认的是,它有着辽阔的国土、丰沛的降雨量、星罗棋布的河流、肥沃的冲积平原、高崇入云的山岭、无边无际的草原、漫长的海岸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欧洲人的后代并不甘心这样的宁静,他们似乎努力将自己的生活制造出一些声响来,想引起世界的注意和瞩目.大约有1/3的人口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丽斯,人们把这个世界最南端的超大城市建设得富丽堂皇.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的科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探究的方法不是寻求推断结论而是发现原因,即发现论证三段论的中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认识就是要掌握原因,也就是三段论中的中项。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展示了如何使用三段论的中项找到必然为真的原因,这一原因也正是科学三段论的必要条件。因此,《物理学》中所揭示的科学方法,即寻找原因,也是阅读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基本方法。     

略论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在其庞硕的学术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学理念。他认为,剩余是交换的基础;垄断是智慧的象征;货币是国与国之间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所有致富方式中高利贷是最违背自然的;在孤立交换条件下,物物交换有其比例问题;如果增加一较小的单位使整体的好处大大增加,就是一个较为合意的东西;行政当局要考虑普遍公平的规则和国家的福利。这些经济思想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货币理论、供求均衡、边际效用、效率与公平分别存在着对应关系。     

论卢梭启蒙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幸福导向

卢梭接受了启蒙运动提出的范畴,却不赞同知识和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启蒙原则,而是提倡返回人的真实的自我来认识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通过研究人的自然原则来拯救病态的社会,由此实现关于美德和幸福的启蒙。为此,卢梭诉诸人的自然需求和真实内心感受,以新的视角研究人,开创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认知路线;并提出自然之善作为研究的参照点,揭示现代社会的堕落,提出相应的救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