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     

身体写作：一种“野蛮主义”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含义颇多、歧义丛生、因此显得极为暧昧的概念.一般情况下,我们喜欢把它简化为两种,即"启蒙/社会现代性"和"审美/文化现代性";这实际是对现代性概念多元性、复杂性的掩盖.在多元的现代性中,"野蛮主义潜藏于现代性的核心",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身体写作"中鲜明地表露出来.在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身体写作的成就与缺失清晰可辨.这为众生藉此走近人性和生活的真相,去贴切感悟意义复制世界对生命积习已久的尘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和切入口.     

启蒙的悖论及其出路

文章对近代以来由启蒙所带来的各种悖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反思,并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等哲学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梳理、比照和批判性的检讨,指出其各自得失,提出在伦理实践的层面上寻求走出启蒙困境的道路,从而避免对启蒙进行二元论解释.文章试图以卢梭晚年的思想和生活为例来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审慎"的"实践智慧",用以发掘我们这个时代的"启蒙"的意义.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中的“现代性”话题王德胜一、“现代性”的启蒙话语“现代性”（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问题，从始至终都是与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所遭遇的自身意义与价值问题。而所有这...     

论卢梭社会契约中的"公意"

"公意"是卢梭社会契约思想的核心概念,他试图通过代表人民公共利益的"公意"来建立理想的政府。但是由于他对"公意"概念的阐述很含混,所以引起了很多争议。文章通过对卢梭社会契约思想中"公意"的作用的考察,得出"公意"即是自由的结论,围绕"公意"的认识和选择,需要对人民启蒙;"公意"倾向于导致集权或多数人的暴政;"公意"是通过政府迫使人们做出的选择,这几个问题展开论述,并对"公意"进行反思。     

福柯的启蒙概念

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表征了启蒙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后现代性由启蒙所塑造,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同启蒙的批判精神相一致。福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从而把启蒙向前推进。     

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及其启蒙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笔谈：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西部文学 文化习语与西部文学

在全球化语境中言说中国西部文学 ,是时代提示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重要话题 ,这个话题显然具有文化母题的性质 ,可以分蘖出许多有意义的子命题。而从文化习语的角度来考察西部文学 ,就是其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命题。不过应该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文化习语”是与文化失语、文化得语、文化误读、文化碰撞与文化磨合等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 ,意在专指对外来文化话语的自觉学习和运用 ,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习惯用语。比如“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话语本身 ,就是这种文化习语的结果。而作为使用率仍在增高的一个语词…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作为语词复制的"模仿"

文章旨在从文本翻译角度考察"模仿"问题.对这种语词复制过程的描述表明,由于不同语词构成物之间的不可还原性,译本对原本的翻译总会成为"差异的播撒"过程.这一观察对理解"哲学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经典认识论一向认为哲学概念应当是纯粹的和普遍性的,但许多哲学概念的"不可翻译性"恰恰提示着一个重要的解释学结论哲学概念具有强烈的语词特性,它栖身于语词世界之中.     

在市民社会中阅读道德——从弗格森、亚当·斯密到黑格尔

市民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就有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转化成一个道德化社会的问题.弗格森的转化方案是恢复古代社会的所谓"公民美德";斯密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提出了作为"内心的那个人"的道德情操,同时辅之以"看不见的手"去达成市民社会的道德化;黑格尔凭借其辩证法优势而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道德话题的设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其实包含着一个通向当代公共性问题的理论胚芽.     

康德关于"意义世界"的目的论诠释

如果说启蒙时代孕育了康德哲学的话,那么康德关于意义世界的目的论诠释,就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总结.在思维方式的革命中,康德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价值维度,并以此为坐标,把"人是什么"的终极追问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     

戊戌启蒙四大家研究论纲

戊戌时期的启蒙思想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它的全面梳理和把握有助于弄清孔教、宗教、封建社会、国学等范畴、问题的原初含义和缘起。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和严复四人是戊戌变法前后影响最大的启蒙思想家,可合称"戊戌启蒙四大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变化的、复杂的,而非固定的、单向的;排序不是唯一的,而是开放的;他们的思想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对戊戌启蒙四大家的研究意义重大,比较研究是其最佳方式。"戊戌启蒙四大家比较研究"有别于"戊戌启蒙四大家启蒙思想比较研究"和"戊戌启蒙四大家思想比较研究"。     

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道德思想

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日本启蒙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启蒙道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也是不可低估韵。本文拟就社会根源、基本主张、主要特征和历史功过方面,对日本启蒙道德思想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和论述。这对于我们研究日本现代化韵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或许会有所裨益。     

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的理论表达,已成为经典文本。作为这一文本的效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必然会陷入"施为性矛盾",最终会瓦解社会批判的规范基础。     

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启蒙

针对要在当代中国进行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的"新启浆"观点,本文简要论述了对启蒙之真实意义与普适价值的理解,指出应把反思启蒙在西方社会以及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所导致的弊端,与继承发扬启蒙的合理思想与精神区分开来,要反对整体化筒约化和一般化抽象化的方法,从现实的历史语境出发,看待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个问题.文章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仍然需要科学理性、市场经济,个性解放和人权,自由、平等、正义、民主、法治等西方启蒙思想中具有普适价值的精神和内容.并以高等学校为例,着重分析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启蒙所应特别担当的艰巨任务和可能体现的价值.     

论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逻辑

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框架中,救国、立国是一个似乎永远"在场"而又被抛弃的"上帝","立人"才是其思想建构的逻辑基点.立人的命题不但意味着从国民性入手进行启蒙的工作,同时又逐渐拓展到这样的深度达到能够超越一切羁绊的、真正自由的和理性的个体,即实现一种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这一过程蕴涵着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不断深入的独特文化逻辑.     

莫把策划变炒作

新闻策划和新闻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人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置疑:又是炒作本来,新闻策划与新闻炒作并非泾渭分明,有时相差也就一步之间.     

现代性批判与"启蒙的辩证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现代性的批判再度以深入地检审"启蒙"及其传统的方式被课题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对这一主题作出了重要应答.其核心思想是现代极权主义并非启蒙传统的外部状况或单纯反面,而是这一传统之固有特性和固有动力的辩证展开.因此,启蒙原则及其自我巩固的发展为20世纪的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洞见,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批判未曾真正深入到存在论根基处进行彻底的检审,所以它仍然是不充分的和有待完成的.     

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