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防和化解广州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

广州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面临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维稳压力。传统维稳方式从治安和舆论两方面入手,实施"抓、压、堵截、监控"等刚性维稳做法,社会效果欠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本文通过分析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社会矛盾的现状和原因,提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途径,以期为建设幸福广州提供对策。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必须要有具备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公民。大学生作为公民中最活跃的群体,关系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能否依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通过培育法治文化、公正司法的现实回归并强调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实践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从而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道德建设为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建设法治中国要以道德建设为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要求,也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来说,法治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而法治建设一旦离开了道德建设就会走上异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道德建设为基础,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道德建设为基础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建设法治中国要以道德建设为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要求，也是改革开放35年来的经验教训。从根本上来说，法治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而法治建设一旦离开了道德建设就会走上异化。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以道德建设为基础，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社会权力:法治新模式与新动力

西方国家提出的以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等法治模式大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内部约束的范围,公民和社会组织难以参与.从国家机器外部启动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即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应该成为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机制的重要补充.构成社会权力一般需要具备三个要素:是享有人权与公民权的社会主体;拥有相当的社会资源;具有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演进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权力源.近几百年世界历史和当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彰显了社会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支配力.当前中国公民和社会组织维权活动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发挥社会权力的积极作用、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将会为实现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上海市严格控制人口的法治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抓住这一契机通过法治路径合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回顾上海户籍改革法治实践进程,总结其创新之处、剖析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健全人口调控运行机制,完善以居住证为核心的政策法规体系,构建统一、联网的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增强社会治理的执法力度,构建以居住地为核心的社会融入平台等建议。     

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

中国60多年法治建设的风雨历程,充分证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详细绘制了"法治中国宏伟蓝图"。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在全社会倡导法治精神、培育法信仰。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良法善治,才能确立法治公信力,促成社会公众法信仰的生成,而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培养法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两个30年的有机衔接——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新中国六十年历史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搞的是革命逻辑;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的是建设逻辑。两种逻辑前后相随,互相衔接,完整地反映了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历程。总结吸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是连接两个时代的重要纽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持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缘于我们党对建国后30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特别是对文革教训的科学总结。     

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分析——以青岛开发区为例

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明确了社会工作人才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以来,和谐社会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青岛经济开发区早在1984年就被列为首批国家级开发区。但由于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社会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不高,制约着开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以及适应本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笔者对开发区社会工作的实际情况展开调查,并在深入分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辩证法创新

本文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契机,着重考察了自黑格尔以来辩证法在马克思视域中历史变迁,指出,由矛盾辩证法到和谐辩证法是辩证法科学合乎规律的发展和转变,是时代精神的呼唤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厚的思想积淀,集中体现在由向对立面的斗争性倾斜到向对立面的同一性的全面的回归。认同对立面的肯定因素、适度地扶植对立面、实现对立面的结合和双赢等是社会主义时期辩证法创新的具体体现。     

从邓小平的革命历程看他的人格魅力——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邓小平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青年时期,他赴欧求学,寻求救国真理。在革命紧要关头,他毅然归国,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显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从20世纪30年代到粉碎"四人帮",他在政治上遭遇坎坷,但他不屈不挠,坚持正义。在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以及祖国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废除干部终身制,他坚决要求辞去一切职务,体现了他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     

前30年艰辛探索,后30年突破创新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新中国60年的历程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30年,党始终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创新突破,锐意进取,实现了科学发展,国家富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两个30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前30年为后30年奠定基础,提供经验和教训,后30年是对前30年的继承、校正、发展和创新。两个30年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阶段,否认任何一个30年都是对历史的阉割。     

基本国情、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

本文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论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强调促进社会和谐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而提出的战略思想。面对着战略机遇和凸显的矛盾,如果举措得当将促使经济加快发展、社会平稳进步;如应对失误,则将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社会长期动荡。要促使社会和谐发展,就要妥善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一是要统筹兼顾,缩小城乡、地区发展的差距;二是要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发展社会事业作为当前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由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采取的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举措,始终贯穿着促进公平正义与激发社会活力的统一,因而贯彻这样的战略思想和具体部署,就能有力地促进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全球语境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策略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积极应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地对我实施西化战略;利用中国文化资源、借助中国元素传播西方价值观念;通过申遗、注册等手段占有我国文化资源的知识产权;锁定强势媒体,寄希望于网络渗透与传播。鉴于此,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当前应实施的策略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牢固筑起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屏障;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之在全球语境下历久弥新,魅力永恒;致力中华文化走出去,赢得世界的尊崇与认同;唱响网上思想文化主旋律,确保我国的网络话语主导权;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开展扎实的教育、普及等传承工作,保护我国文化资源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The Implications of State Governance for Effective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put forward the goal of modernizing the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state governance capacity, research on state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has taken off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undertake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whe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are becoming ever more blurred, state and global governance are not just mutually connected and consistent; they also influence and constrain each other. This paper looks into the influence of state governance on glob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and internal linkages between state and global governance, arguing that enhancing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governance,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eld its influence as a major power, and boost its right of discourse.     

论分享价值原则的文化战略学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理论解读

在“五位一体”框架中，探讨支撑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基本价值原则，乃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要做到这一点，在市场之内的初次分配中，必须让“资本-劳动”分享利润，与此相对应的是一种与“平等”等密切相关的“分享”价值原则。《决定》有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重大举措，同样是在市场之内贯彻分享价值原则，而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以公共服务为主的文化事业则是在市场之外推行分享价值原则的主要方式。全面推行分享价值原则，既有利于坚定地推进新型市场化改革，同时也有利于保障平等、促进和谐、拓展自由，对内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激发国民创造力，对外则有助于在价值制高点上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魅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