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型产权结构

产权社会化促使产权结构由集合型向社会型结构演进.社会型产权结构是产权社会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现代产权存在的客观状态.它是产权开放性、社会成员共享性、流动性、交易性、虚拟性的存在形式.社会型产权结构经历了不断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奴隶社会是高度独占、封闭、私有的集合型产权结构;封建社会打破了集合私有的产权结构,呈现为地主私有的土地产权与农民所有的劳动力产权的二元对立;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私有的产权结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公有的产权结构.在社会主义后期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公有的产权结构将得到高度发展,将呈现高度公有性、高度社会性、高度开放性、高度流动性,最终随着产权的消亡而自然消亡.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基于银川市的经验

由于产权的实施和控制需要成本,因此,事实上的产权并不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产权。事实上的产权与产权主体排斥他人侵蚀染指其资源收益的"努力"密切相关,还与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以及"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有关。基于银川市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地产权束中最重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在法律层面已经得到了较好的界定,然而农地产权的实际运行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鉴于此,学术界应摈弃继续在产权法律层面上进行的争论,而将研究重点转移到如何提高农民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以及政府如何不断完善其管理职责以提供更好的保护上。     

我国电信业规制改革的绩效评价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市场结构是影响产业绩效的关键因素,对于网络型基础产业而言,产权结构和规制体制也是影响产业绩效的根本因素。随着规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电信业的市场绩效逐步改善,但在企业竞争力、产业发展状况和制度环境三个层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原因在于寡占的市场结构、国有制主导的产权结构和尚不规范的规制体制。因此,引入竞争机制、产权主体多元化、构建规范的规制体系是我国深化电信业规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面对产权多元化的政府有效调控探析

政府的有效调控应当针对社会范围内产权多元化和企业内部产权多元化这样两个层面分类实施。其中 ,面对社会范围内产权多元化的政府有效调控 ,需要紧紧依托于政府与非国有制企业以及政府与国有制企业之间政企关系的优化 ,依托于国有制与非国有制企业之间产业关系的优化来实施 ;面对企业内部产权多元化 (包括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 )的政府有效调控 ,则又有赖于国有股权的有效运作、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 ,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着力解决。     

“立法完成最优产权界定”之不可能性

中外产权理论界普遍存在着"高交易成本条件下,立法替代利害关系人博弈完成最优产权界定"的理论.无论是"波斯纳定理",还是"优化产权结构"理论都无法帮助立法者找到确定的最优产权安排.脱离利害关系人博弈过程的所谓"最优"产权安排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产权安排的根本决定力量是利害关系人的博弈,"立法替代利害关系人完成最优产权界定"是一个有害于立法实践的神话.     

关于集体企业的产权界定

本文从集体企业的形成渠道和资产来源的多样性,分析集体企业的产权关系;进而提出集体企业产权界定的基本原则,正确划分了产权界定中的"出资"与"投资"界限、国家政策行为与国家投资行为的界限、国有单位扶持行为与投资行为的界限以及正确处理"假集体"问题;最后着重对集体企业产权界定进行研究,提出了集体企业中国有产权、联合经济组织所属资产、劳动群众集体占有资产的处置方法。     

要素说:一种新的产权概念观

文章在对以往产权概念进行分类和评述的基础上,提出要素说的观点,认为产权是对财产的各种属性进行界定以后,由不同的主体实施的权利性行为所组成的权利体系,强调需要从主体、内容和客体三个要素的角度来揭示产权这个概念的含义。产权主体是对财产对象实施权利性行为的个人或组织,一项财产的产权主体是不特定的;产权内容是产权主体所实施的权利性行为,产权内容包含权能和利益两个部分;产权客体就是财产对象的各项属性,每一项属性都构成了财产的一个产权客体,财产属性分为价值属性和实物属性     

现代产权理论的框架——沟通产权经济学与财产法学的尝试

本文通过对现代产权理论文献的分析梳理,提出由外部性而至交易费用、由交易费用而至产权的界定、再由产权的界定而至产权的维护与实施的整合的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若干法律规则,以对沟通产权经济学与财产法学做出初步的尝试。     

关于城市治理中的产权界定问题探讨

当前城市治理中忽略产权界定的重要意义,产权模糊导致社会排斥、收益侵占以及负外部成本问题。明晰产权对于城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创造自主空间、繁荣市场空间以及活跃社会空间。在城市治理改革创新中,应当重视产权界定的重要意义,根据产权的特性作出适宜的制度安排。     

从产权改革到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一直是我国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进程中最核心的一环.国有大中型企业绩效不佳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是产权问题还是治理结构问题?本文认为从理论研究和现实框架来看,相对于产权而言,治理结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更应重视的问题.     

土地“新产权”的实践逻辑——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的学理阐释

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A Nation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The Chinese Experience*

Property right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and these are correlated with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West, property rights have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maximizing efficiency and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rights protection, but in China, they also have a strong social character. With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se functions interact with and transform each other. When the state’s ability to supply public goods is relatively weak, property rights take on more of a social character, meeting public demand for welfar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When the state is better able to provide public good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essens as their economic function grows.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property rights w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China, as a huge agrarian state, to realize “governance through in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secret key that could break the code to the millennial continuity of Chinese agrarian civilization. Reforms including the collectivization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after 1949, the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and household contracted land, with a focus on the latter),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o collective ownership, household contracts and revitalized land management). These changes constitute a process in which the economic fun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has been growing while their social character has lessened under condi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中国的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与现状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中,乡村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仍占固定资产总值的较大份额,但这一比重近年来正逐步降低.从数量上看,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乡村集体企业以外的村以下办企业的迅速增长.近年来,以推行股份合作制、组建企业集团、企业兼并、租赁、拍卖等形式进行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拓宽与深入,使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但也引发企业转制的成本由谁负担、集体资产出售后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如何经营管理、乡村集体企业转制后怎样解决企业社区性削弱等问题.乡镇企业的定义、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的农村企业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意义也受到了质疑.     

产权理论:马克思和科斯的比较(英文)

马克思用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构建了产权理论大厦的主体工程。产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作为财产形式的法权关系,产权不但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且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范畴,具有历史的形式。马克思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在揭示经济领域中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基础上,将价值增值过程表述为法学和产权理论中的所有权关系及其占有过程,涉及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经营权、索取权、继承权等一系列权力的统一与分离,从而论证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阶级对抗性质。马克思揭示的从“消极扬弃”到“积极扬弃”的变革方向,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产权制度将被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和法权关系所代替这一历史必然性和长期发展趋势清晰地呈现出来。     

气候资源产权制度初探--基于公共池塘资源理论的分析

气候资源具有不同于其他自然资源的复杂特性,既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也不同于纯粹的私人物品,具有“公共池塘资源”的典型特征。气候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首先要明确和建立气候资源产权制度,清晰界定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所有权以及开发与利用、使用与收益等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公共池塘资源的混合产权表现为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在某一资源系统和单位中并存,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连接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制度性桥梁。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气候资源产权制度设计需要体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治理气候资源的力量,可以采取切合实际的混合产权形式。国家一方面应成为全民气候资源所有权的代理人,对气候资源履行保管和看护等职责;另一方面,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的私人行为和市场行为,承担必要的行政管理职能。     

The Practi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 Communal Ownership：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Disputes in China

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林权纠纷现象表明,仿效耕地承包制的明晰产权改革设计与村庄社区沿袭至今的非正式产权制度无法完全兼容,由此凸显的问题是：关于集体产权实践的既有理论已不足以对集体林权实践中展现出的产权博弈现象作出充分有效的解释。既有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也不利于林权纠纷调处及林地的可持续经营利用。为此,有必要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农村产权制度分析框架——村庄社区产权,以凸显村庄社区在产权实践中所具有的主体能动性,整合村庄变迁中积累传承的社区产权价值观。引入村庄社区产权实践中形成的合理机制,或许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促进中国农村产权制度变革,进而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     

“混合地权”的制度分析及其实践逻辑——基于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混合地权”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产权的内在结构、关系和实施机制。借用制度分析方法指出,混合地权的制度系统包括财产权利、公共治理、社会关系和观念习俗等四个维度,它们是具有很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通过对Z村村民小组的个案研究发现,不同维度的规则对混合地权的实施都产生了影响,共同决定了农地产权实施的过程和效果,使得地权实施呈现出不确定性规则的内在逻辑,陷入多重均衡和交易成本高的困境,且承包经营权和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张力是根本性矛盾。个案研究还发现,农民的财产权利观念不断增强,家庭承包经营权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认可。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应完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化治理机制,构建起一种平衡多方利益的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论所有权的自由与限制

所有权对于公民的财产权利甚至整个法权具有重要意义。近代民法一直强调所有权行使的绝对自由,忽略了所有权应该受到的社会公益限制,其结果是使自由走向了反面。为克服所有权绝对自由带来的负面影响,现代民法开始由权利本位转向社会本位,逐步形成了所有权的社会化思潮,强调所有权的行使应该以尊重和维护社会公益为前提。但是由于社会公益的概念比较宽泛,范围难以确定,为了防止有人以公益之名谋私益之实,应该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确立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以解决因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产生的争议,寻求社会公益与个人私益的平衡,维护公民个人的实体权利。     

国有企业的独立化和社会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途径和方法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财产、组织和管理社会化的企业制度。它以企业的独立性为前提。国有企业改革应从确立企业独立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 ,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分解为各个独立的部分出发 ,把国有企业的权利和责任落实到位。在此基础上 ,推行国有企业的社会化 ,实行国有与非国有的混合联合 ,以加强企业的独立化和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建立真正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面临自然历史发展与现实客观要求的矛盾 ,解决的办法是实行“独立化”与“社会化”的衔接转换 ,以分化和整合为主要内容 ,以建立管理产权为根本着力点 ,以优选经营者为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