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

戊戌维新失败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在明治日本武士道思潮的刺激下,综合佛教、儒家、墨家思想以及近代生物学、进化论的观点,形成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死之责任"是个体的道德责任,是个体为人群进化所负之责任,是国民对国家所负之责任。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表现了梁启超强烈的爱国强国情怀,具有积极的思想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前加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同时,分析探讨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对于系统深入地掌握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全面地评价梁启超其人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农民工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以生产现场为中心,以工人劳动关系为主要分析对象,是劳动过程理论的重要特征.农民工的劳资关系问题研究应该回到以马克思、布雷弗曼、布洛维等相继拓展的劳动过程理论中去.“控制”“抗争”与“妥协”,是劳动过程理论分析工人劳资关系的核心话语,有助于我们检视当下的时代变迁和中国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在回顾劳动过程理论核心分析话语演进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劳动过程视域下相关农民工问题研究,阐述劳动过程中工人主体身份的建构及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性.     

中国古代酒徒类型的演进

饮酒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相当一部分文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从上古到北宋,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人心态不同,饮酒动机、态度自然也就不同,不同的饮酒动机、态度造就了几种有较明显差异的酒徒类型,依时代次序先后为及时行乐型、韬晦自全性、道家境界体验型、迷狂型和儒家境界体验型五种类型。五种类型演进的轨迹甚明,极大地丰富了酒的文化内涵。     

古乐的演奏与古礼的演习--礼乐关系的历史渊源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事神人之事",既是古乐的演奏也是古礼的演习."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谐配,神人以和.礼、乐关系实处于一种自发的原初形态.礼乐文化是这种天地相通,神人相和启示下的人文觉醒.     

上古至春秋乐论中的“乐与神通”问题

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的乐论中,音乐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根本原因在于它被赋予了贯通人神两界的异能。音乐神性品质的获得,与它固有的超验特性有关,但在中国上古至春秋时期,神并没有成为一个一体性概念,它既包括自然神,也包括祖宗神。与此一致,所谓"乐与神通",则主要体现出通于自然和通于祖灵的双重特征。这种特性,在上古时期主要表现为借助音乐享祭祖灵并招引自然神,如《尚书·益稷》中的"祖考来格"和"凤皇来仪";至春秋时期则蜕变为音乐的自然感通和生死预言问题。但是,在自然神与祖宗神或空间性神灵与时间性神灵之上,一种被音乐隐喻的超越性维度仍然存在,这就是弥散于宇宙之间的普遍神性。这种神性,在《尚书·尧典》和《尚书·益稷》中被以"百兽率舞"的狂欢方式呈现,在后世乐论中,则被作为"天地之和"的象征。     

东北亚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与"文化共同体"远景

在东北亚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受到汉字、儒家思想和"中国化佛教"等中国文化要素的影响,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和朝鲜半岛为边缘,有着丰富的同质性内容和鲜明的共同演进逻辑的"文化圈",亦决定了以东北亚文化传统为基石构建面向未来的"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面向这一远景,同质性文化传统提供了东北亚文化未来发展的价值坐标,也指明了东北亚各国以共同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对话与合作的出发点.     

"天上人间"的同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空间观念与社会秩序的建构

中国是以空间来建构社会的,世俗秩序是生命空间的仿制,是"天上人间"的同构。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念源于对天地运行和物理形态的感知与思索,以"北极星"为中心的组织严密的天体秩序和四方隔绝的地理位置启迪了中国人,"天圆地方"、"天尊地卑"成为对生命空间的抽象概括。空间秩序成为社会结构的模板,"天人合一"成为社会建构的"元叙事"。空间的垂直度体现为天、人、地的排列,"天"成为掌管"人"和"地"的至上权威,反映在社会设置上就是等级制度的建立:皇帝、官僚、百姓形成了垂直的社会等级结构。空间的水平度体现为"尚中"观念的确立———皇权为最高权威,"中国"成为华夏乃至世界的中心。以"尚中"与"差序"为核心理念,中国人建构了从物质空间到理念空间、从政治空间到文化空间、从私人空间到社会空间高度一体化的空间秩序,实现了社会的高度整合。中华文明的孕育、产生与发展都与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密不可分,对空间观与社会秩序二者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社会的原初形态,从而借助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元素来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政治发展

从以"阶级"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到以"平等"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再到以"发展"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发展的结果。到了邓小平以后,这种以"发展"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更加明确和具体,这是对以前价值体系认真总结和不断升华的产物。再到后来,胡锦涛又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为取向的人民主权思想,这是完善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发展的合法性基础、目标、途径和特征等要素日益明确。当前,处理好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理想和利益、改革和稳定等基本关系,通过科学发展达到社会和谐,保障人民主权理念的真正实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明清时期的礼生与王朝礼仪

本文以正史、政书、地方志等资料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僚体制中的仪式专家——礼生及其与王朝礼仪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考察。文章认为,在中国古代的王朝礼仪中,礼生扮演着受人忽视但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从属于太常寺系统,主要职能是准备祭品、赞相礼仪、唱读祭文,是引导王朝礼仪的导演。他们在以王朝礼仪为核心的儒教仪式中的地位,类似于道士在道教科仪,僧侣在佛教科仪中的地位。本文详细分析了礼生与明清文庙释奠仪式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生为整个礼仪过程,为主祭官与神明的沟通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框架,这个仪式框架是公开性的,并很容易被复制,这为王朝礼仪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