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条件分析——以安倍政府时期日菲、日泰关系为例

联盟始终是国际社会深化合作的重要表现方式,其起源、稳定、增强、分裂的内在机理受到各国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日本以"积极的和平主义"为指导,积极谋求与美国在亚太的其他盟国建立联盟化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使美国亚太盟国间的联盟化现象备受关注。既有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国际结构、"威胁"环境、规范观念、国家体制均相对稳定情况下,联盟化为何出现变化的现实,通过对2012年底以来安倍政府谋求与菲律宾、泰国等美国亚太盟国间联盟化合作的分析可知,霸权国各盟国间联盟化的建立,需在霸权国默许或支持的前提下,满足联盟对象国面临严重威胁且外交战略方向具有较强一致性的条件,这两种客观条件互为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开展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合作面临诸多限制性条件,中国在面对霸权国盟国间联盟化合作时仍大有可为。     

戴高乐的挑战:美欧结构性矛盾的最初表现

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环境和美欧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背景下,戴高乐对冷战两极结构和美国霸权地位发起挑战,力图重塑法国世界大国地位。戴高乐改革北约、建设"欧洲化"欧洲的设想与肯尼迪的"宏伟计划"产生严重冲突,1966年3月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的决定标志着大西洋纷争的顶点。然而,约翰逊政府的灵活应对不仅使危机得以化解,美国领导地位还得以加强。戴高乐对大西洋联盟的挑战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他的目标未能实现,但他维护了法国的独立和尊严,对大西洋联盟的革新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提供了一种跳出两大联盟对抗的独特的战略构想。     

论太平洋时代的大西洋关系——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综合视角

太平洋时代的到来、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必然意味着大西洋关系重要性的下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也使大西洋联盟面临前所未有的根本性挑战。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大西洋联盟存在瓦解的风险,大西洋关系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大西洋两岸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北约等制度架构的存在,以及共同的文化基础、价值观和共同体身份,给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大西洋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太平洋时代的大西洋关系既面临深刻的调整,又具有内在的长期稳定性。     

试析冷战时期法德防务合作的两大特点

冷战时期法德防务合作的第一大特点是"不同的观点,相同的政策",即尽管在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对大西洋联盟和北约的态度、对拥有军事力量及核威慑战略等三个方面所持观点不同,但两国却采取了加强防务合作的相同政策。第二个特点是在欧共体内部,法国主导政治、军事,西德主导经济,构建了一个互补合作的联盟,共同执掌着欧共体的"合作霸权",推动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     

关于深化禁毒认识的几个重要问题

禁毒认识是人们对禁毒斗争实践的能动的反映 ,是禁毒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深化禁毒认识是我国禁毒工作的当务之急 ,对推进21世纪我国的禁毒事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一、深化禁毒认识是全球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和我国禁毒斗争实践所提出的重要课题 ;二、深化禁毒认识既要善于总结当前我国禁毒斗争的实践经验 ,也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前人与他人的禁毒经验 ;三、要重点深化对禁毒斗争战略地位、性质任务、奋斗目标、方针政策等基本问题的认识 ,增强全民的禁毒意识 ;四、深化禁毒认识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禁毒人民战争的广泛、深入、持久和卓有成效地开展 ,为在21世纪彻底禁绝毒品而努力     

"新大西洋宪章"构想与日本对欧外交

1973年4月23日,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在AP通信临时总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尼克松总统正在考虑与欧州间构建新大西洋宪章.该论点成为同年5月3日发行的美国外交白皮书的基调.这似乎是一个堪与1941年8月美英首脑会议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相当的称呼,但是与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大西洋宪章>相比而言,"新大西洋宪章"的调子低了许多,是一个现实主义色彩较为鲜明的构想.其主要目的是调整美国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摩擦,缓和经济矛盾,转嫁美国的防卫负担.同时,基辛格在演说当中还呼吁日本参加."新大西洋宪章"构想的提出引起了日欧的不同反应,欧洲各国态度较为消极,均认为构建新大西洋联盟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日本则在犹豫不决后,转变了对欧政策,通过田中政府的首脑外交,强化日欧双边关系,进而发生了日美欧三边关系的互动态势.因而通过深入研究、剖析"新大西洋宪章"构想与日本对欧政策调整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加深对世界政治对世界经济的作用分析.     

毒品犯罪的社会诱因与心理动因分析

我国身处世界两大毒源地包围之中,近年来已经从毒品犯罪的"受害国"发展到"受害国与输出国兼具"的毒品犯罪重灾区。传统的制毒和贩毒犯罪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以化学方法提炼为主导的新型毒品犯罪接踵而至。文化变迁与亚文化传播诱发演艺圈涉毒违法和涉毒犯罪频发,并且在青少年群体中形成严重的负面"模仿"和"从众"心理效应。以犯罪学和心理学的视角透视毒品犯罪的社会诱因和心理动因,可以突破传统"堵源截流"的预防方法,为控制和减少毒品犯罪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重视新型毒品犯罪理论研究和刑事立法工作,适时排除司法环节上的障碍;继续加强国际禁毒合作,有效遏制毒源向境内渗透;全面加强毒品犯罪的社会防控,将毒品犯罪扼杀在萌生状态。     

“印太北约化”背景下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态势及印度的参与限度

拜登执政后美国更加重视打造“印太”多边联盟,倚重盟友的力量对中国实施遏制。美国一方面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为依托,构建“印太版北约”,另一方面利用其在北约联盟中的特殊地位,推动北约国家追随其“印太战略”,不断介入“印太”事务。美国以两大联盟为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加速“印太北约化”。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层面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压制态势,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作为四国合作机制中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方,印度对“印太战略”和四国合作的立场从“谨慎附和”转为“主动作为”。本文认为,基于外交传统、战略文化及国家实力等诸多因素,印度对四国合作的参与是有“限度”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不会发展成为北约一样的硬制衡联盟,印度在四国合作中对中国的制衡战略将以软制衡和有限硬制衡为主要手段。研判印度参与四国合作的限度,将有利于中国准确评估四国合作的影响,应对当前四国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围堵和压制。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探析

毒品犯罪集中体现了毒品问题在刑法规范、司法实践、社会评价等诸多层面的碰撞与反思,从毒品犯罪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多重考察可以发现:超越对毒品犯罪的一般技术性、规范性、社会性认识,逐步引入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尤其在禁毒国策的框架中思考毒品犯罪及其刑事政策发展,将能够对毒品犯罪的规范认定、社会共识取得更深刻的理解.自建国以来,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从线性到多元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建国初期的禁绝毒品刑事政策、无毒国时期的禁毒刑事政策、新时期的多元化综合治理刑事政策.当代中国惩治毒品犯罪的定罪刑事政策以考量严密犯罪圈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的任何可能环节都考量设置罪名、量刑刑事政策以考量刑罚的最高压区为主要思路: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最严重的刑种与刑度.从更具有长效意义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最好的禁毒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毒品犯罪刑事政策.     

吸毒者复吸问题的社会学分析

自从毒品问题产生以来,复吸一直成为 人类与毒品作长期、艰苦斗争的难点,居高 不下的复吸率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禁毒官员和专家,已成为人类能否最终战胜毒品的关键之一。本文拟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复吸问题的现状与本质,造成吸毒者复吸的原因,以及社会整合控制在治理复吸问题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寻求相关对策。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孔孟论"信"德的价值

孔孟认为诚信具有人格价值,孔子认为是华夷之别的标志,孟子认为是和禽兽区别的标志,是君子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道德规范,诚信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和谐之本;诚信还有功用价值,孔子认为可以被信任不明孟子认为可获得"人爵".也就是在这点上两人出现分歧.     

论墨家思想对《太平经》的影响

作为战国“显学”的墨学在秦汉时代已经衰落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墨家思想和墨家精神的断流。《太平经》就对墨家的“天志”、“明鬼”学说,“节用”、“节葬”主张,“力作”精神以及“兼爱”思想进行了吸收、借鉴并改造、发挥,用于自己学说的经典主张。考察比较《太平经》和《墨子》,不仅对于全面梳理这部早期道教经典的庞杂思想体系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于理解秦汉以来墨家思想的演变脉络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厨川白村"现象"与"本体"的研究——谈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就厨川白村研究而言,目前中国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用"现象"与"本体"来加以归纳.一般认为前者的研究与比较文学有关,后者的研究与国别文学有关.在我看来尽管它们研究的内容不同,但背后都有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而且是可以融合打通的.     

“历史”范式的演进与人类“有限性”的研究

前黑格尔哲学通过诉诸不同形式的“无限性”来设定“有限性”,忽视了人之存在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现代哲学通过发现“时间性”和“历史性”回归“有限性”,但仍然没有达到现实社会历史层面.只有马克思哲学揭示了“有限性”和“无限性”的互为规定,从而真正走进了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     

“政策性离婚”的伦理考量

“政策性离婚”是指因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出现的离婚现象,其实质是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规避政策的限制,以实现个人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诱发“政策性离婚”的伦理因素包括：经济利益至上导致的婚姻伦理关系的淡化、道德监督缺失带来的婚姻主体道德责任的弱化以及制度伦理失范引发的社会道德环境的恶化。为了减少“政策性离婚”等类似社会现象的发生,必须强化个体道德自律,坚守婚姻的道德底线;健全道德监督机制,促进社会生活的规范化;推进制度伦理建设,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和谐。     

再论“权利本位”

权利本位理论自从问世以来即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也备受质疑。权利本位理论中的权利主要是作为"类"存在的普通的民众个体的权利。因此,权利本位理论是为个体权利保障而构建的理论。权利本位理论不仅包含普通民众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包含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造成权利话语恶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权利本位理论,而在于没有适格的人或者说是没有恰当权利文化的人。权利本位理论与实践并非脱节,而且与刚性维权没有必然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