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秦淮名妓与文人——读余怀《板桥杂记》

由于明末社会风气和士林习气的影响，南都名妓云集，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女性文化群体。应试举子、风流墨客群萃于此，使南都烟花繁盛一时。因这些名妓气度超群，风韵拔俗，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所以决定了她们与文人的关系，所交游者皆一时文苑名士，这种关系属一种文化与情感的交往，从而也促进了诸妓文化层次的提高。有些嫁与文士的秦淮名妓，婚后更拥有一种文化生活环境，并富于情感，忠于爱情，当国变遭难时益见其芳贞。秦淮名妓的活动与存在价值大都是在与文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板桥杂记》虽追忆秦淮旧院之事，但其深意却告诫人们当国家多难之时，以此为戒，所以应把此篇视为史鉴之作     

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

本文从分析建安名士"各引其类,时忘道德"的特殊表现入手,探寻了汉末新思潮兴起在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震荡与重构.重构之中,名士们展示了自然本色和生活爱好的多样性,而这些多样性又从总体上构成了儒家理想加道家气质的人格模式:志远情豪、独立自尊、率真浪漫、贵生适性、重文尚艺和任情止礼."礼"与"情"两种价值于此比较成功地融为一体,这在中国历史上属于颇为罕见的现象.     

东汉末年汝南"月旦评"的生成及其评价问题

东汉末年,许劭、许靖兄弟在汝南主持的"月旦评"轰动一时,它是在政治昏暗和士人清议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形成的集会评议活动.评议对象包括各个阶层的人士,以激浊扬清为目的."月旦评"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此外名士身份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评论效果的精准对时人的折服、汉末仰慕名士的浓重风习,都对其有促成作用.因汉末人伦臧否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党派矛盾,冒充名士的沽名钓誉之徒也多有存在,故会招致一些地方豪强的抵制.客观看,"月旦评"在世风日下之时的正义呼声及对大量人才的发掘,自有其历史价值所在.虽然许氏兄弟关系不协,自身也有缺陷,但不能据此完全否定"月旦评"及二人厉行荐举人才的功绩.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名士牙行”与清初“赠送之文”的繁荣——以袁骏、孙默征集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明末清初以还,伴随着文人交往方式的变化,各类"赠送之文"泛滥不休,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学史景观。除了文体自身衍变、文化境遇之迁改等因素外,文学生态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也是一个促发原因。袁骏、孙默以表彰母节和归隐黄山为题目,以数十年之坚持,征集相关诗文作品达万首之多,不仅成就了两种大型主题式创作,还足以引发征集过程及其相关利益诉求的思考,即作为一类特殊存在的"名士牙行"的交往特征、生存方式和人格风貌,以及他们为种种文学乃至文化活动牵线搭桥行为之于文学创作风貌、走向的影响。这些活跃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近似专职文化经济人的"名士牙行"的存在,为了解大量出自名人之手的"赠送之文"的生成过程提供了特殊的视角,生动反映了明清时期文化权利下移所促成的文人交往模式及文学生态的新变。     

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生成模式

对于阿Q精神胜利法的成因及其哲理心理内涵，人们论述已多。但对于精神胜利法之所以能成为“法”的问题，则尚无人探讨过。本文认为作品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形象描绘中，包含着一种大体一致的生成模式，即“置换”。本文通过细读作品，对此模式的要义及其四种类型进行了阐述。     

现代化“中国模式”的内涵及定位

"中国模式"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是指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范式,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呈现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的综合。中国模式的内涵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念、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和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手段三个层次。中国模式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但它不是一种成熟与完美的现代化模式,它只是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大国阶段性的现代化模式。     

论《又来了,爱情》的叙事艺术特征

<又来了,爱情>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晚年代表作.小说选取套层叙事的艺术结构,采取"作品创作"与"情感纠葛"的双重线索,演绎了两个时空的爱情故事,把过去与现在、幻觉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于精巧叙事中形成内外相承的故事情节、回旋咏叹的主题内涵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使作品全篇具备了诗的层次、结构和意境.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既彰显了莱辛作为"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娴熟的小说创作技巧,也使她开创了"新的史诗风格".     

谈李商隐诗歌与唐宋词在“无题”意义上之相似性

大部分唐宋词没有题目,这些无题词与李商隐的无题诗在作者的创作态度与读者的阐释方式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作品的题目与作者创作的功利性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唐宋词和李商隐诗歌则用"无题"的方式否定了这种功利性,从而达到了创作的自由.另一方面,由于"无题"造成了作者创作意图的缺失和模糊,因此扩大了文本的开放空间,使读者的阐释更加自由,形成了对同样的作品众解纷纭的情形.创作的非功利性和阐释的开放性使无题的唐宋词和李商隐的无题诗具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和审美的魅力.     

轻声音高模式的特性——以南京方言轻声和入声音变为例

南京方言的"阳平 入声/轻声"组合中阳平会发生变调,变同"上声 入声/轻声"组合中的上声,于是"阳平 入声"与"上声 入声"连读调式相同,但"阳平 轻声"却与"上声 轻声"调式不相同,这是因为轻声连读调模式不同于非轻声连调模式。轻声音高模式具有特殊性。汉语轻声依据音高模式,可预测其调值。     

出处辞受之间的沉吟--张弘范诗词的文化解读

元代诗人张弘范是一位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人物.他辅助忽必烈灭宋、建元.对此,<元史>等历史文献都以自豪和赞叹的笔墨予以记载.但身为汉人的张弘范,在为蒙元统治者的奋斗过程中,自己又有哪些心态呢?细读其据鞍横槊之余所赋的诗词作品,不难发现,张弘范对"出处辞受"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并不一致.本文试图对张弘范的这一矛盾心态予以分析,从而解读其诗词作品的文化内涵.     

试论《晚安,母亲》中的自杀主题

戏剧作品<晚安,母亲>中杰西的"寻死"是"寻我",是向"我"而死的身份诉求.杰西渴望打破母女"共生"追随父亲,定义独立自主的"我",也幢憬重修母女联系,构建关系中的"我".杰西的自杀实为一个在母女关系语境中积极、主动构建自我的行动,其核心是在关系中实现自主.作品表现了剧作家对女性身份两难困境的思考.     

溶解、超越与文化的回归——井上靖“西域”小说中的文化观初探

井上靖以其独特的文化思维模式,在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域这片"异域"的土地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通过一种对自然与人性的超然参悟与解读,铸就了其一代大师的基业。井上靖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用大量著名的"西域作品"诠释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与不同历史片段之间文化的溶解、交流、传承与超越的深刻内涵。也向世人阐述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文化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是超越国界的,无论历史是和平延续还是战争屠戮,历史都将毫无保留地承载着文化的自然流淌,并最终让各种文化回归为人类共同的现实享有。     

《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的叙事情境分析

叙述情境指的是故事和故事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它是叙事文学作品中最基本的又是最复杂的关系。针对英国作家伊夫林.沃的短篇小说《勒弗戴先生的短暂外出》进行的叙事情境分析以具体的文本细节为基础,探讨了讲述与展示这两种手法在作品中的有机结合以及聚焦模式在文本中的刻意变化,以此来研究叙事情境的各个要素在作品中的使用和调控,说明叙事情境作为一种叙事技巧是如何服务于作品的主题表达和阅读效果的。     

君忌而臣危--论唐人小说中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

作为君臣关系理想模式与良性状态的对立面,唐人小说又有相当的篇幅表现了君忌而臣危这种君臣关系的异化形态.这是道德层面的恶与人性劣根性的丑交叉作用的扭曲表现.唐代士人以小说的艺术形式,从前朝旧事、本朝新事和写实笔法、艺术虚构等多种角度表现之,寄寓了企盼"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再现于当代的文化心理,蕴含着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超时空的认识价值.     

论杜少卿和贾宝玉奇士人格的文化传承

思想特异、行为乖张、个性洒脱是奇士人格的主要特点。吴敬梓和曹雪芹一方面继承老庄哲学崇尚自然与魏晋名士违俗抗礼的传统 ,另一方面汲取明清人文思潮张扬个性的精神 ,创造出杜少卿和贾宝玉这样两个奇士 ,并且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奇士人格的文化传承关系     

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与社会政治学模式

历来的赵树理研究,均未能从一个时代文艺模式的兴起与衰落上,来说明赵树理的创作生涯。赵树理的作品和他本人的经历,对于社会政治学模式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赵树理本与民间文艺有深厚的联系,有长期运用民间形式写作的经历。赵树理的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雅俗交汇的产物。赵树理是当时新文艺方向的代表。当他上升为整个文艺界学习的榜样时,并且要求他的创作符合于某种文艺理论的全面要求时,赵树理就难以适应新形势对他的要求了。一方面赵树理确应提高一步,提高其作品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学模式所要求的典型形象中有着一种观念化的设定,这同赵树理向着实际的、易于吸纳事物复杂性的眼光,又难以协调。还有一个矛盾,即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赵树理主要是在一种民间大众文艺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他所熟悉的是如何适合群众的阅读欣赏习惯来写作的。赵树理遇到此种历史的尴尬,就其实质而言,反映了大众化文艺运动在走向全国后所面临的发展困难。社会政治学模式的观念设定,连像赵树理这样曾在为政治作宣传上获得一片喝彩的作家都难以适应了。与农民自在的文艺有着血缘联系的赵树理,要成为一个大作家,他应在思想的深刻性及艺术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上,有一个重大的发展,并愈益具有世界性的艺术眼光才行。赵树理虽集雅俗于一身,却是俗多于雅,因而他应向着雅的方向有一个更大的提升。他的创作存在三个缺点:一是"重事轻人",二是"旧的多新的少",即"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但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三是"在一个作品中按常规应出现的人和事,本该是应有尽有",但因求速效,而将作品中应该有脑子里却没有的人和事省略了,"结果成了有多少写多少"。对这三个缺点的认识,表明赵树理对于他50年代初强调的"赶任务"写作的主张有了理性上的否定。赵树理的颓势是显然的:一是他的写实作风难以适应社会政治学模式,二是他的艺术上的危机也日益严重。赵树理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学模式确立到衰亡的全过程。     

"他者"视域下的美国艾滋文学研究述略

美国的艾滋文学研究,虽然或侧重其疾病隐喻,或分析其愤怒情绪,或强调其精神启示,或探寻其传记意义,但贯穿其中的一条主要脉络,却是作品中的"他者"话语.与之相关联的,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探讨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同时,更为关注在后现代语境中,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关系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疾病现象背后,总有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和审美指向.隐喻强调了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异化和排斥,直接表明了艾滋病人和"他者"的对应关系.美国艾滋文学研究涉及疾病文学、同性恋文学、传记文学以及社会政治诸多层面,涵盖了隐喻、意象、情绪基调、矛盾冲突、结构等文学元素.但这其中一脉相承的是从不同角度对作品中的"他者"身份的解读.美国艾滋文学研究展示给我们的,是在现代社会的全球性话语中,艾滋病患者作为弱势群体,被社会蔑视和抛弃、被人们疏远和排斥的生存困境.可以说,艾滋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新视角,另方面,通过"他者"身份的构建,艾滋文学呼吁全社会对该病患进行理解,做出接纳,给予帮助.或许这正是艾滋文学存在的价值所在.     

论异型文化之合成品:“竹林七贤”的意蕴与背景

本文在陈寅恪先生观占的基础上，对魏晋文化史中的"竹林七贤"问题重新予以阐释。"竹林七贤"并非有组织的在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的名士群体，换言之，这一名目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后人意念虚构的产物．其实际的创造者是在东晋时代深具影响力的名士谢安。就其内蕴而言，它是由天竺佛家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因合成的，其产生与晋人的审美观念、心灵意识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论沈从文早期小说的审美个性

沈从文的早期小说一直以来因艺术上的相对稚拙而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如果耐下心来细加剔除与爬梳,还是可以触摸到其浓郁的"自叙传"色彩、独特的叙事模式和鲜活的叙事语言等鲜明的审美个性。也许,这正是作品在当年得以屡屡刊出,并使沈从文很快成为"多产作家"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