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与责任的困境: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批判

西方保守主义与平等主义在何为正义、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上,从未停止过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平等主义者开始论证,个人责任和选择可以融入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的框架中.发展一种平等主义的个人责任和选择概念已经成为了当代政治哲学主要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任何一种可称为主流的理论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对运气平等主义的批判,构成了近十年(1998-2009)当代西方平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运气平等主义把焦点放在永远也分不清的运气与责任的划分上会使其进入一个循环,或者要铱托非平等主义的因素来打破僵局.它的根本的问题是分配正义本身.只要用分配的眼光来看待平等就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待人.     

个人行动如何推动正义?——论科恩的平等主义风尚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关注制度正义,力图为个人的选择发展留下空间。但科恩发现差别原则所蕴含的平等主义思想与其容许的极大不平等存在矛盾,并忽略了个人选择对正义的影响。科恩认为正义评判的对象应当包含个人选择与结构,并提倡将“平等主义风尚”贯穿于人们的日常选择中。从小规模社群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平等主义风尚并不需要满足公共性、精确性与可检测性的要求。科恩的平等主义风尚理论缺乏对社会事实的关注,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为我们理解道德观与规范性原则以及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     

概念与困境:平等问题的当代解读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平等便成为政治和社会的重要价值追求之一.对平等的一般性理解应包括:第一,平等意味着在相互差异的个体间寻找相同的属性;第二,平等源于比较,平等具有相对性,平等的环境是集体生活而不是单个个体;第三,平等自身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道德上的根本性判断.通过对当代平等问题的范畴和平等理论的争议进行分析可知,平等的抽象概念已经逐渐转化成实质的平等原则.但在转化的过程中,人们不应该忽视作为一般性道德价值的平等,对平等问题的探讨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平等本源的抽象概念“什么是平等”上.当代对平等问题的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分配平等与关系平等加以深度整合,形成一种二者有机统一的科学理论.     

被忽略的认知运气--论葛梯尔问题的实质与德性知识论

葛梯尔问题的实质是认知运气。葛梯尔问题被提出以后,知识论者们试图寻找第四个条件来解决此问题,从而形成了以JTB+X的方式来定义知识。 X看似解决了葛梯尔问题,实际上它们都在解决认知运气的问题,同时自身也面临着认知运气的威胁。不论X的提出还是受到的质疑与批判等,都以认知运气为焦点。当JTB+X式的知识分析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一些知识论者对知识的分析产生了质疑,从而走上了对知识的规范性解释,产生了德性知识论。不论是以格雷科为代表的强德性知识论者还是以普理查德为代表的温和的德性知识论者,都致力于认知运气的解决,正是认知运气推动了德性知识论的产生和发展。     

论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关系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自由、平等与正义这三个价值目标的相互关系:自由与平等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而正义正是要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也就是说,既要满足自由与平等双方的诉求,又要限制双方走出自己的边界而侵害对方的合理诉求。     

凯·尼尔森对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理论的互镜与兼顾

面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追求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正义之辨,凯·尼尔森力求秉承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和阶级分析法,运用阶级分析法和反思平衡方法,强调机会平等是最小化的社会平等概念,对结果平等的追求具有可欲性与可行性,实现结果平等是保障人类自由的基础,是平等主义的最终追求。尼尔森的理论对于国家和政府保障机会平等、推动结果平等,彰显国家伦理,完善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民事主体观念平等的坚守与背离

理想层面无差别的自由追求衍生出人的平等诉求,并由此使平等成为近现代私法的另一核心价值和民事主体地位的基本表达。观念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彰显了形式正义并成为私法永恒的价值指引和权利平等的价值源泉,但其不足导致了现代私法中平等内涵的扩张与事实平等诉求的提出。但人类追求事实平等的同时必须坚守观念平等,一旦背离将导致平等的事实基础与价值观念的全面丢失。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使用的正义理论,关系到城邦诸要素在公职和政治权利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以及不同要素搭配时适用的数量平等与比值平等原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主和共和因素、法治精神以及切实可行的施政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正义观(上)

凯·尼尔森是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成员之一,也是西方"左翼"平等主义的主要代表。这篇文章是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道德,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第四章的节选。这篇文章紧扣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哥达纲领批判》为基点,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梳理和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正义观,不失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一篇较为本真的阐发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力作。这篇文章有助于国内学者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本解读方法和思路,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理论具有理论借鉴意义。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alitarianism and Affective Bias: Avenues to Reducing Prejudice Among Adolescents

In an era during which affirmative action in education is in jeopardy,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the ideologies of high-status ethnic group members maintain (or reduce) social inequality. We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alitarianism and prejudice among European American and Asian American adolescents can be explained by outgroup orientation (i.e., how much one values interacting with member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and strength of identification with one's ethnic group.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 tested whether these two variabl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galitarianism and intergroup prejudice. Results revealed that outgroup orientation was a mediator, but ethnic identity was not. Implications for mutual acculturation theory, prejudice-reduction programs, and affirmative action in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平等主义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官僚体系：一个社会分层结构的新模型

通过重新分析“再分配”的概念,本文跳出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中,对于精英与普通民众区隔的过分关注,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分层模型。本文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结构是由平等主义（egalitarian）国家理想与区隔主义（particularistic）官僚体系间的矛盾所决定的。1 再分配本身并不产生不平等,而是再分配过程中的官僚及官僚政治行为造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不平等。与再分配中心的距离远近不仅决定了在再分配体系中的地位高低,也决定了遭受官僚政治影响的程度大小。在社会转型时期,基层官僚在再分配时期的优势将进一步继续,而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上的差异也将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