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政策对民生的保障

运用宪法政策保障民生是越来越多国家的普遍做法.宪法政策的适用具有鲜明的特点,如与基本权利条文、平等原则、比例原则、自由权等结合起来予以适用.宪法政策能够被适用来保障民生的深刻的法理基础源于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的实现、为了充分展示正义.宪法政策是人类自身治理社会信心的体现.在这方面,国外的做法可以为我国提供相应的启发.     

浅议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入宪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其成为此次修宪的亮点是理所当然的。纵观建国以来宪法保障财产权的历程 ,横向对比国外的经验 ,发现现行宪法在此方面仍存在缺陷。完善并能切实执行宪法保障 ,才能推动改革大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不断前进     

试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每个国家进行统治和管理时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文章从我国转型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西方国家在处理两者关系上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必要的中央集权与适度的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     

论进化的宪法与宪法的进化——进化论理性主义视角下的宪法与宪法发展简析

进化论理性主义是哈耶克在批判笛卡尔式建构论唯理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对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洞见,它为重构宪法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以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视野,宪法是进化的而非构建的,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宪法发展的科学形态实为进化.宪法的进化是连续的而非断层的,割裂传统的宪法必然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宪法的进化是自主的而非附从的,因社会革命、政治运动、体制改革、政策调整而强行改变宪法不是宪法发展的正常形态;宪法的进化是持续的而非间断的,宪法的进化过程永远没有尽头;宪法的进化是模糊的而非可预测的,因为宪法的进化趋势取决于无数特定事实,而人们永远不可能全然预测和掌握这些事实。     

宪法的演进及其方法

宪法演进包括重立、修改、补充、解释等方式的交叉应用。但中国近百年的宪法史却形成了以重立为主要方式的演进传统。这种传统对和平时期的法治有很大的危害,难以使宪法拥有权威。因而,对宪法演进的重立手段应当慎用;对修改和补充应当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运用(或者少用);对解释手段则应当充分重视,将其当做保持宪法稳定性、权威性的措施和协调社会变迁关系的重要方法。     

宪法范畴、宪法理论的建构与宪制的维系

法学家与政治学家在理解问题与思考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宪法的理解也不同.图施奈特的厚宪法/薄宪法范畴与他的大众主义宪法理论的缺陷在于,在一个没有健全民主制度的国家,无法实施;佩里的第一宪法/第二宪法范畴与宪法原则第一的宪法解释理论无法解决传统宪法原则与新的宪法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不适用于社会转型国家;尼诺的历史宪法/理想宪法的范畴与法院裁决正当性和个体行为正当性推理的理论,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论证,并且容易给他国以干预内政的机会;芬恩的法律宪法/公民宪法范畴与公民教育理论对于尚未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是本末倒置;立法意义上的宪法/司法意义上的宪法这一范畴的提出,可以有效地解决上述诸范畴与理论中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并有利于作为制度的宪法的实施与维系.     

作为“去安全保障化”的日本宪法

将某一问题归类并宣示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安全保障化”,不将某一问题作为安全保障问题为“去安全保障化”。“去安全保障化”是有益和有效的思考方式,因为它意味着以通常的政治轨道（民主主义＋人权的程序）处理该问题,这是对立宪主义统制和法治的贯彻：《日本宪法》第9条第2项作为“去安全保障化”规定,不应当被修改。     

民生之路的宪法分析

从宪法角度来看,民生是公民依据宪法享有维持基本生存基础上的有尊严的生活,体现为公民享有的宪法社会权.民生与宪法密切相关,民生是宪法的宗旨、目的和重要内容,宪法是民生的根本保障.宪法保障民生的路径有三个;一是基本前提.即明确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宪法义务;二是具体表现,即政府采取再分配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有效手段,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政绩考核指标.     

央地立法关系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之完善

央地立法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与运行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必须考虑的基本范畴。在“单一集权模式”的立法体制下,央地之间形成了“分工型”立法关系,分别对不同重要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的事务进行立法。区域分工与协作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由此区域的划定、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定以及跨界区域和区域性事务治理等构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事项。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发挥中央立法的统领与监督作用,同时允许和支持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立法。具体来说,中央层面主要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领域专门法和区域特别法等,规范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保障国家战略区域、国家级区域功能性平台的发展,地方层面通过协同立法为区域性事务提供统一性规则。     

建国后历次宪法中关于军事权的规定

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的国家最高军事机构;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拥有武装力量的最高统率权,并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规定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宪法设立的国家军事委员会是军队国家化的开始,其在军队最高统率权的归属、最高军事机关的地位和职能、军事机关的组成及产生等方面,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     

宪政体制与权力的边界——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作为法国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贡斯当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从体制上确立起维护人民权利的政治制度 ,确保人民的自由。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不断反思中 ,贡斯当坚信 ,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受到限制 ,阻止其肆意的扩张 ,只有当我们在体制上确立起宪政制度 ,划定出权力的边界 ,并得到切实的保障之后 ,我们才能享有权利 ,获得自由     

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本文通过刺史品阶的变动、别驾的置废、地方增员与中央减员的矛盾三个视角考察了唐代州级官员品阶、职位、员额设置的变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这些变动因素的背后所体现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贞观年间提升中、下州刺史品阶的改革,是唐初中央调整与地方关系政策的一项,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别驾一职频繁的置废,表明了中央在对地方官职取舍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这种取舍性的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唐前期地方员额的增员与唐后期中央对地方员额的减员改革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视角下股权众筹的监管

对股权众筹按照公募亦或私募的传统方式进行监管都会带来无法避免的问题,因此都不恰当。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互联网的介入增加了出资人识别、理解、判断信息的难度,进而使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加剧了出资人向金融消费者的演化。因此,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角度考量股权众筹的监管实为必要。具体而言,从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方面细化平台的责任,包括:明确平台是新型商主体,股权众筹是具有特性的公募;引入金融消费者理解原则作为信息披露的正当性基础,要求平台必须遵守证券业协会规则,并由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监督规则适用;赋予平台审查融资人信息的义务,赋予金融消费者比《消法》规定期限更长的后悔权。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成本比较研究

降低政府成本的主要对策是: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政府工作;强化成本意识并树立政府管理的效益观念;通过规范决策行为降低政府决策成本以及政府管理流程的再造;通过规范职务消费来降低职务消费的政府成本;健全与完善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机制;把政府成本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政府利益视角下的行政审批制度异化研究

《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对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重大的影响,该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依然存在很大的缺陷,呈现出异化状态。应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来解释行政审批制度异化的原因,分析行政审批领域的政府利益,通过转变政府利益观念、政府利益下放给市场、重视对相关政府利益的立法保护等方式解决行政审批制度异化问题。     

对物质性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思考

物质性行政权力异化是指为个人或小团体的金钱目的而行使行政权 ,这种行为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有其自身特点 ,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包括违法和犯罪 ,防治难度大 ,预防这种行为需要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 ,良好的法律制度。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拟定和执行上体现着制度与人的互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纳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合作协议存在的缺少民主参与、内容不完善、约束力不强等问题是由路径依赖、制度缺陷以及制度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完善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方向应该是建立＂良好的制度＂。     

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原则与规则

作者认为,我国行政强制设定权的基本原则是行政强制权与行政职权的关系,行政强制设定权与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基本框架的关系,行政强制权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关系,行政强制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关系。而行政强制设定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则有授权规则,权利规则,时限规则,事项规则,补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