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诱惑侦查的立法构建

近年来,诱惑侦查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但在立法层面上却仍处于缺位状态,因此它的实施正当性问题也普遍受到质疑.虽然诱惑侦查表现出了司法权利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制约,但它对特殊案件的侦查确实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有必要遵循国际通行做法,尽快在立法层面上对诱惑侦查行为的实施作出立法规制,以促进侦查法治化,并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这二者之间的冲突.     

诱惑侦查合法性分析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但在立法上并无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及滥用。因此应从立法上对诱惑侦查予以规制,承认其合法性,并从程序上予以严格的控制。     

诱惑侦查刍议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进行立法确认,但在实践中却被广泛运用,其存在和运用引发了颇多的争议。诱惑侦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使用应当审慎,应对其进行法律规制,促使其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及刑事犯罪活动日趋复杂,诱惑侦查正在被广泛运用于走私、贩毒等案件的侦查。同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这一侦查手段的使用存在许多问题。我国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规制,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法治化。     

试论对诱惑侦查的法律限制

诱惑侦查是侦缉狡诈罪犯,查明大案要案事实真相经常使用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对诱惑侦查没有作具体明确的规定,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对诱惑侦查进行必要的法律限制,关系到此方法的合理应用,同时也关系到刑事诉讼法公正的实施。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略论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诱惑侦查这种特殊秘密侦查方式的合法地位,使其运行有法可依,并受到一定的程序规制。但是立法中概括、原则性的规定并未彻底解决诱惑侦查活动细则缺失、无有效监督机制制约的无序化状态。文章针对诱惑侦查的立法现状,比较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立法经验,探讨了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问题。     

论诱惑侦查限度

把握诱惑侦查限度能保证诱惑侦查的良性运用,有效地惩罚犯罪。把握诱惑侦查限度应遵循目的特定性原则、道德倾向性原则、目的正当性原则和诱惑必要性原则。诱惑侦查限度应在诱惑侦查的启动环节、诱惑侦查的实施环节、诱惑侦查的监督环节中得到体现。     

试论诱惑侦查

近年来,诱惑侦查已经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大量存在,但围绕诱惑侦查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章试图结合司法教学实践,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分类、限制及其在我国的适用现状等问题作一简要评述。     

诱惑侦查研究

虽然诱惑侦查对一些特殊案件的侦破有很大价值,但是侦查机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进行诱惑侦查行为,哪些情况下不能进行,在哪些情况下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诱惑侦查行为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等问题,都还有必要深入探讨。对于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应该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只有在被诱惑者被诱惑之前已经进行了部分犯罪行为,并且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没有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情况下,被诱惑者才负犯罪预备或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     

论安乐死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安乐死可以分成很多种类,每一种类在学理和伦理上的可责难性是不同的。在实践中,最为常见的是绝症病人因无法忍受痛苦而主动要求对自己实施的安乐死,即主动安乐死和自愿安乐死。界定含义后的安乐死,体现了尊重人性、维护生命尊严的人道主义关怀,在维护病人利益的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因而不具社会危害性。最后,安乐死的实体立法可通过在刑法中增加新的正当行为条款来实现,程序法规制方面,可以通过单独立法的形式规范其申请、审查、批准、执行、备案等适用程序。     

行政立法科学性的范畴与维度

“法治中国”不是停留在口号层面的治理模式,而是我国进行社会管理等体制创新所应遵循的最优总体原则与理想目标。作为“法治中国”的重要构成,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依托依法行政这个中心环节。行政机关依法创制的各类法律规范是其依法行政不可或缺的法律资源,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立法机关立法功能不足的缺陷。然而,行政立法应如何达成科学性则是法治建构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当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行政立法的政治基础、法律要素与道德要求的考量,科学性可以作合法性、规范性、合意性、民主性和公正性五个维度的解读与诠释。     

对我国控制企业合并立法的初步设想

现代各国反垄断立法与实践已经表明 ,控制企业合并实质上就是控制市场势力。基于这种认识 ,首先论述了市场势力的概念、特点及分析方法 ,在此基础上 ,认为我国企业合并反垄断立法应遵循一般规定———具体准则———一般规则例外相结合的方针。一般规定主要突出企业合并控制的实质标准———市场势力 ;具体准则着重于市场势力的认定 ;一般规则例外使得本应被禁止的合并因特殊原因而得到豁免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网络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为现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传输的平台,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逐步普及,网络犯罪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并且在网络上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环境。然而我国刑法学界对计算机犯罪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在新刑法中也规定了计算机犯罪的条款,但是由于刑法规范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使得完善网络犯罪立法成为当下刑事立法的紧迫任务。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在中国的立法构建——兼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度对接的国际一体化问题

《联合国反腐公约》中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对刑事缺席审判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立法空白,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履行《联合国反腐公约》、符合刑事司法审判实践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形成法律体系上的国际化对接.文章通过对该制度的域内外立法及司法实践...     

完善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立法的设想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9条对商业秘密保护作了专门规定。中国作为WTO成员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体系,但与Trips相比较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应该以Trips制定的保护水平为标准,进一步明确商业秘密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期限,准确界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增设政府主管部门保护商业秘密的义务,增设商业秘密保护中的竞业限制规定和惩罚性赔偿责任,     

地方立法中促进型立法探析——以浙江地方立法实践为分析视角

地方立法通常有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之分。由于促进型立法具有特定的立法宗旨与立法价值,成为地方立法的一大特色;促进型立法与管理型立法在立法目的与原则、立法范式与调整手段上具有差异性,因而在促进型立法的相关制度构建上,应尽可能反映自身的立法特点,尤其是在行为模式的后果设计上不应拘泥或等同于管理型立法的通行做法。     

论立法法中的民族立法与湖北民族立法

立法法 关于民族立法的规定有了新的走向,主要标志是:民族立法的客体有了新的广延性;民族立法的内涵有了新的深度;民族立法有了明显的程序规则;民族立法的透明度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湖北民族立法在我国民族立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必然在 立法法 关于民族立法的规定中寻找到新的契机,如要充分用足民族立法权、要有强烈的时代感、要包含民族人文特色、要具有时代的超前性等。为了适应并实现立法法的要求,目前湖北民族立法应重点解决下列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与湖北西部开发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与湖北民族地区优势挖掘问题;湖北民族立法中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问题;湖北民族立法的微观构架问题等。     

试论我国再审改判标准的立法构想

近年来 ,理论界对再审程序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但对其改判标准问题却鲜有论及。从理论上阐明我国再审改判标准并提出立法建议 ,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再审程序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