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乐、百戏与汉代俗乐运动

对于散乐、角抵、百戏,学界历来多从民间维度进行研究.本文探讨散乐、角抵、百戏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与汉代官方体制、官方意识形态的联系.汉代自上而下的俗乐运动和俗乐官署的建置,对汉代俗乐的发展与流变起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中国古代摔跤运动发展述略

“角抵”认作戏剧的前身或雏型 ,马端临认为角抵是“杂技之总称”,不专指摔跤 ,这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不是牵强附会之说。也许摔跤在汉代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是向着艺术表演的方向发展 ,于是发展出“角抵戏”,一是在分化演变的过程中继续保持体育竞赛的原有性质和特点。河南登封县汉代画像石刻中划画着角抵的情状 ,画中有两人窄袖束带 ,头戴角形帽 ,作摔跤状。三、唐宋时期的摔跤运动摔跤运动的这种分化和演变发展到唐代仍在继续。在唐代戏剧表演中也有角抵戏 ,它一般被安排在正戏演完之后。《唐音癸签》中说 :“角力戏 ,凡陈诸戏毕 ,左右两…     

试论秦汉角抵运动

<正> 角抵,俗称摔跤,在秦汉期间,又叫“角力”、“相搏”、“斗力”等。从目前出土的与角抵有关的文物看,秦汉时期已形成几种不同的角抵方式。1955年,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的角抵纹透雕铜牌(习云太:《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61页),塑造了两位高鼻、深目、长发的角抵者。比赛双方都赤裸上身,下身穿宽松长裤,互相弯腰、扭抱;左边一人用两手分别抱住对方的脚和腿。在其身后各有一匹马相向而立。画面的背景是枝繁叶茂的树林,显然这是一幅少数民族在野外角抵的场面,其方法是有固定搂抱的要求,即一手抱腰,一手抱腿。此图可说是我国最早的角抵形象的记录,至今在某些少数民族中还保留有这种摔跤方式。     

从"六诗"到"六义"

"六义"是汉代经学家的说法,它是经过一系列改头换面的处理"层累地造成的".赋比兴根本不是<诗经>特有的艺术手法,更不是<诗经>艺术价值所在.从"六诗"到"六义"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应重寻阐释平台,予以摧陷廓清.     

梵文Buddha译为"佛"始于广信

本文从汉代地方官制的演变考订牟子<理惑论>所载一些官衔与史实并无出入.并从汉语方言的演变、"浮屠"与梵文音义的对应及"佛"字古音古义的变迁三个方面,说明牟子<理惑论>是梵文Buddha译为"佛"始于广信的历史见证.     

论王弼之"无"

"无"是王弼玄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但是,关于"无"的具体内涵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通过考察王弼的<老子注>,可知<老子注>中的"无"有多种意思,只有少数"无"具有本体论的含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无"就相当于<老子>的"道".王弼的以"无"为本体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他的辩论及其它著作中,这种本体论使得中国哲学超越了先秦及汉代的经验思维,成为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     

汉代角抵戏初探——对汉画像石中的角抵戏的考察

一九八○年春,我在中山大学随王季思先生学习《中国戏曲史》。在学习过程中,我对汉代角抵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查阅了一些资料,看到解放前后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图,并读到已故董每勘先生写的《说‘角抵’‘奇戏’》的专题论文以及吴曾德、周到两位同志在《郑州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上发表的《漫谈南阳汉画像石中的     

略谈汉代角抵戏

<正> 河南南阳汉画馆内收藏的画像石有千余块之多。其中角抵画占有一定的数量.就角抵戏中赋于故事内容的表演形式,周到同志已作了研究,①颇有见地。然而南阳汉画像中的角抵戏并非这一种形式,笔者愿再作进一步的探讨。关于角抵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邈远的上古时代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战争的结果,黄帝打败了蚩尤。由于黄帝和蚩尤名子都威震远近影响较大,所以在古人的信念中,被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道教"壶天”、"洞天”与彝族丧俗

在道教典籍中,葫芦被视为中有日月的小宇宙"壶天”,彝族丧俗亦认为人死后魂归"壶天”(祖灵葫芦).道教与彝族信仰如此相近,是因为道教吸收了先秦方士的神仙思想,而神仙思想源出西羌,彝族正是远古羌人的遗裔.彝族魂归"壶天”、"洞天”,正是道教仙境"壶天”、"洞天”由来的民俗基础.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