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的"整体性"与"田野工作"

与传统史学不同 ,社会史着力关注普通民众 ,展现日常生活 ,深入具体社群 ,还历史以“整体性”面目。作为人类学最具特色的研究法 ,“田野工作”可以为社会史学者所借鉴 ,以改变史料搜集的途径 ,丰富历史提问方式 ,重现社会生活情境 ,解读地域性知识 ,从而实现社会史的“整体性”目标。     

论"性自主权"及其社会强制

权利从来不会存在于历史的真空之中 ,而性自主权则是作为特定社会之两极的个体与社群之间内在张力作用的产物。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社群、个体以及因为特殊性而形成的“传统”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或影响某项权利形态与内容 ,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式的不同回答对我国当下性自主权配置的影响如何 ?     

"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

针对目前中国社会史等于“区域社会史”研究 ,区域史研究又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 ,本文提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建议 ,即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 ;应有意识地区别“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感”。“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人从思想的意义上进行划分的结果 ,“地方感”则更接近于精英或底层民众自身的感受 ,两者不能混淆而应区别对待。如何在尊重既有地方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重新理解政治变迁的跨地方性逻辑的问题 ,以及“政治”在近代的意义 ,不但要从“地方”的角度加以理解 ,更应该结合一些跨地区的政治现象如“社会动员”加以解释。     

社群心态的解读--围绕1933年的浙江乡村调查而展开

1933年夏 ,数名缺乏必要的“田野工作”训练和人文心理准备的学者 ,开始了在浙江乡村的经济调查 ,以为救济和复兴乡村之张本。但乡民们对于调查并不配合 ,学者们感到莫名委屈 ,认为“农民知识幼稚 ,头脑简单” ,由此感到需要加强上下层社会的沟通。在对社群心态 ① 进行这样的“本位理解”之后 ,进入乡村的学者利用社群关系和公共空间话语 ,完成了这次调查。应该说 ,学者们的经验性探索难能可贵 ,但与学理意义上的“田野工作”颇异其趣。以此调查为个例的研究表明 ,在社会史研究范式之下 ,“社群”理应成为被重视的研究单位 ;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质 ,迫切要求跨学科对话的充分展开。     

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

竹枝词出于古巴蜀人祭祀仪式歌,经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整饰传扬而来。这种民间歌谣,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民谣,包括长江下游的"吴音",无论是口传情状采录,还是生活访谈实录,抑或是附具的文献征考,绝大部分竹枝词有如地方史志,来源相当可靠。不难看出,竹枝词与江南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追踪竹枝词的创作动因,导入乡贤们的观念世界以及独特的民众化育方式,不难理解,竹枝词也是社会史素材,这样的素材在国家—社会框架中彰显出特殊的思想意义。在内容上,竹枝词厕身于具象社群,以平民俗众做基本记录对象,津津乐道其日常琐细,以浓郁的风土本色构成对传统史料的补充,给社会史以认识论的启迪。因此,以诗词身份出现的竹枝词,具有独特的社会史意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流变:从新个人主义到新集体主义

“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是许多个社群的成员——家庭、邻里、无数的社会性、宗教性、种族性、职业性社团的成员,美国这个政治体本身也是一个社群。离开相互依鞍和交叠的各种社群,无论是人类的存在还是个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维持很久。除非其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贡献其才能、兴趣和资源,否则所有社群都不能持久。排他性地追求个人利益必然损害我们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破坏我们共同的民主自治实验。因为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没有一种社群主义的世界观,个人的权利就不能长久得以保存。社群主义既承认个人的尊严,又承认人类存在的社会性。”     

"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一个具有独特话语意义的词汇,是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合宜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有着深刻的个体自我伦理、社会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环境伦理的意义。     

道:在"有"的向度上

老子之道可以有“有”、“无”两个诠释的向度。而自“有”言之,《易经》机体主义观念则是老子哲学的“后设陈述”。根据《易经》,植物的体用成为理解自然万物的尺度。老子“道生万物”的过程思想以及对生命过程节律性的认识,即渊源于植物生命机体的出生性与生长性;老子尚柔守弱与“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观念则来自于他对生命活体的柔弱性状以及生命自组织化的自我完成性的体悟;而生命进行过程的强健,亦是生发老子崇尚过程之“中”思想的本源。当我们跳出了老子哲学而从一个更为宏阔的后设上来观照老子之“道”时,我们便发现了那形下的真实、深厚的农业生活背景。     

社会史研究简介

一、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1、认为社会史突出研究,以人为主体。 2、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小概念的“社会生活”,即生产活动的社会生活。 3、认为用社会学的办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 4、认为社会生活史和社会形态史共同构成了社会史,后者是骨骼,前者是血肉。 5、认为社会史的中心就是研究社会文明的进化,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的进化。     

"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

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兴起尽管有外来刺激作为自身的动力,但研究者“生活身份”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无疑是一重要特征,同时也与中国广大区域文化与社会演变的不平衡状态有关。区域演变的不平衡状态使得不同地区可提供给社会史研究者的探索场景和资料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容易使人们认为,具备某种“人类学”意义或价值的“区域”以及自幼生长于斯的学者,自然应具备某种先天性的研究优势,从而导致了社会史“在地化”研究取向的兴起。“在地化”经验通过历史感觉的积累与培育有可能提升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品质,关键在于,须防止研究者的“在地”身份被本质化,从而限制研究者进行“跨区域”探索的视野。同时,本文亦提出在超越城乡二分对立框架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深入观察中国人“感觉世界”的问题和途径。     

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

对于社会史研究内涵的理解 ,海内外的学者还有所不同。当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 ,回首社会史研究的历程 ,便会发现作为现代史学的社会史研究 ,既产生于 2 0世纪 ,又在上一个世纪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概言之 ,欧美史学界在 50年代以前的早期社会史研究重在社会经济史 ,比较强调宏观社会史 ,重视总的历史 ;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更多的是属于历史的综合研究 ,主张长时段的研究 ,受计量史学影响比较大 ;近一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则表现为社会文化史 ,重视微观研究 ,对叙述史学有一种新的回归。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在 50年代以前主流是社会史大论战 ,50至…     

试论年鉴派的"问题史学"

年鉴派的“问题史学”是一种以“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把科学性与有用性相结合的历史学。“有用性”主要指的是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通过历史研究解答现实问题或提供借鉴和思考材料,满足现代人多方面的需要。“科学性”主要指的是:历史著作应该完全基于历史事实而写成;历史观要具有科学性,要超越古代和近代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既强调热爱祖国又强调热爱欧洲和世界;注意人类生活和人类思想的复杂性,如社会潜意识在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中的作用等等。     

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剖析

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忽略了社会、历史和传统等因素对人类正义观念及人类善生活的必然性和基础性意义,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体是空虚的、脱离历史的,因而他们的方法是非历史主义的,而社群主义则采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自我、正义及实践的历史性。以马克思主义眼光来看,社群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既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试析生存文化的"草根性"特征

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挑战的手段,同时又是这种适应的结果.作为一种适应的过程,空间、时间和人的因素构成了文化的三个维度.不同的族群对不同时空的适应,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模式.生存文化是一种以"生存"为旨归的文化模式,因自然空间狭小或自然资源短缺而导致族群生存危机,不得不通过流动来拓展生存空闻完成生存空间再造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模式,它具有鲜明的"草根性".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史的观点和方法,对生存文化在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所呈现出的"草根性"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     

“断亲”为何?——试论中国人际关系的变迁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断亲现象,理论上可区分为宏观意义上的一般性解释、中层意义上的跨文化以及社会学本土化中的“关系性”解释。从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框架出发予以审视,以往的各种理论均倾向于从社会结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即认为“断亲”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引发的社会流动导致的个体化结果。而人情与面子的研究框架则将此种社会现象指向行动主体的主观意图,即如果一个人的地方社会网络能够给其带来充沛的社会资源,那么他不会采取“断亲”行为;当一个人从其原有的地方网络中无法获得他所要的社会资源,或此资源已派不上用场时,其依附性便随之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关系本身不再重要,因为现代性社会生活会使人们在自己的生活或事业领域重建自己的社会网络,“断亲”只是表示与旧有的亲属网络不再发生联系。     

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范例--吴泽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

吴泽的学术视野相当宽广 ,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他用力甚勤的一个领域 ,其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始终坚持开展对经济的历史考察和对历史的经济考察 ,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抱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浓厚的学术兴趣。初版于 5 5年前的《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是其代表作之一。该书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 ,把一场“眼光向下”、对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多角度研究的学术革命引向更高更深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史的研究取向。吴泽的学术实践 ,正可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取得的成就。     

区域新闻史：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社会史研究存在问题之我见

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对社会史概念和研究对象缺乏准确的定位造成的 ,这与对唯物史观缺乏正确理解有直接的关系。学术思想上要理顺这一困惑 ,就要准确定位社会史概念和研究对象 ,同时也要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对社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认识 ,它注重的是社会物的运动发展规律 ,具有宏观指导意义。“整体社会”概念的提出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整合 ,它对宏观社会形态的微观构成进行横断面的解剖 ,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     

何以感通:“将心比心”与“主体间性理解”之辨

现象学社会学以“主体间性”“现象学还原”等概念或方法扩展了理解社会学的视野,对科学主义的主客二元思维也有纠偏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儒家视域下的“将心比心”与“主体间性理解”有一定相似之处,如“悬置”既定标准或规则、以感性直观达至共识性理解。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主体间性理解由对主客二元预设的反思而来,而将心比心则基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之内外关系的认识;主体间性理解的“主体”是个体超越性的,而将心比心的“主体”是关系扩展性的;“面对他者”的主体间性理解以彼岸式的宗教精神为根基,而将心比心则在日常生活中生发和扩展,其关键是“己心”的激发和外推。辨识“将心比心”和“主体间性理解”及其深层预设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行动的情理逻辑。     

秩序与和谐：礼乐制度与行为正义

西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而“礼”则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制度综合”。“礼”作为典制,其现实性上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共生活的多元秩序与和谐。在理念上,“礼”作为制度体系是圣人法天立极、依于天道而建立人道的结果,因此它是由天地人神共构而形成的人道世界的制度典范,充分体现了人为自我立法的价值建构。因“礼之本”在天道,所以在古典儒学的特定语境之下,“礼”具有神圣性内涵。“王”或“天子”以其特定名分现身于“礼”的制度结构之中,他必须成为循礼的典范,而不具有度越于制度规范的特权。“礼”对于“名分”的制约具有现实意义的普遍有效性。“对象性交往关系情境”是一切个体实现其现实生存的基本场域,处于其中的个体（主体）间“名分”的表达具有原则上的对等性,包含责任、权利、义务的平等意义。“名分”之实,即是公开场域中的个体性或公共交往秩序中的主体性。“名分”的恰当体现即是“义”,是在公开性意义上关于个体（主体）行为正义的本质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