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论新诗潮

新诗潮春云乍现,曾陷当代诗坛于恍惚而“朦胧”的五里雾中,因为它较早地体现了审美的现代意识,披露了主体性文学思潮所特具的艺术风貌。于是轰动诗坛,一时议论纷纭:赞同者以为舒婷上承戴望舒,恢复了新诗意象化的象征主义传统;反对者认为“朦胧”诗人溺于自我沉醉的“水仙花主义”,背离了新诗形象化的政治抒情传统。其实,新诗潮的意象结构虽脱胎于象征技法,它的启蒙主题却未离弃社会现实,文学的主体意识使它兼顾意象美原则和社会美理想,并将二者浑然融合,卓然提高到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境界。新诗潮是对传统的一个超越,那苍茫超越的诗人风格,最精当地阐释着“新的美学原则”。经过历史的淘洗后,已经可以看出新诗潮的美学原则并非别的,而恰恰是文学的主体性。在“朦胧”之雾里,凸现了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臧克家:现实主义与中国风格

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汲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城市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诗

在近百年的发展中,新诗与城市文化形态之间表现出一种"对话"的特征。诗人从城市中汲取创作素材和情感经验,受其影响形成构建诗歌文本的价值尺度,特别是在诗学主题、抒情策略、情感旨向上体现尤甚。同时,城市文化形态对新诗的审美建构也产生强劲的作用力,并通过与城市物质文明相关的意象谱系、与城市生活节奏同步的诗歌语感、空间化的诗行结构布局等要素,为新诗发展提供了簇新的审美经验与艺术启迪。通过城市抒写的承续与变异,城与诗之间达成互相塑造、互相影响的共生关系。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艺术与宗教的融合——基于印度宗教思想的叶芝诗歌主题重释

诗人叶芝尽管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但他对世界主要宗教思想的理解与吸收却成就了其诗歌创造的主要源泉和思想基础,形成了影响诗人作品的独特宗教意境,其中,来自印度宗教思想的影响尤为深远而成功。诗人虽未受印度宗教教义的严格引导,却仍能取得对它们进行独特阐释的艺术视角,并以此凸现灵魂与主观真理在宗教和艺术中的永恒性。在诗人的眼里,正是这样的永恒性主题才真正造就了生命意义和宗教关怀的所在。     

公木诗风简论

公木作为我国新诗园地里的一位风高德厚的老诗人,在他亲历的半个多世纪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不倦地热心于新诗现代化的倡导与创作,为新诗的发展付出了可贵的辛劳。虽然他曾不只一次地说明,在新诗的园地里,自己“一直是个业余诗人”,而且“近年以来,更是有业无余了”,但在他刻意求真求     

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论王独清和蓬子诗歌的"两面性"

在流派林立的中国新诗史上,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唯美主义诗歌流派,但唯美主义诗歌却表现出与其他流派诗歌迥异的一面,即它并未独立形成流派,而是坚实地附着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诗歌上,以一股潜流的方式贯穿了几乎整个中国新诗史。在现代诗人中,王独清和蓬子便是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特点的诗人,他们的创作虽然被贴上了象征主义的标签,但唯美主义却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容否认的倾向。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     

选本与新诗历史发展关系研究之路径

新诗诞生不久,辑录新诗作品的选本就出现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同类型的选本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了新诗发展,参与了新诗历史的建构,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未受到重视。本文认为,选本与新诗发展关系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三,一是统计研究不同时期的选本辑录诗人诗作的情况,二是分析不同选本引领新诗历史走向之特征,三是考察研究选本如何参与塑造经典诗人、诗作的情况。通过选本与新诗历史关系的研究,可以推进对新诗发展史的认识。     

艾青的诗学成就及其对中国新诗的美学构建

艾青是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史上的杰出诗人 ,他的新诗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 ,不仅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进程 ,也为现代新诗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时代。     

论闻一多诗歌的民族风格

<正> 闻一多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他是最早自觉地倡导和探讨新诗的民族风格,也是最先在创作中体现民族风格的诗人。何其芳曾说,闻一多“是一个道地的中国的诗人”。这个评价是符合其诗歌创作实际的。一民族风格,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来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气派。闻一多主张新诗人要“认识我们的环境与风俗”,就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感情的抒发,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面貌、时代气氛、风俗世态、山水人物,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感情特色。显然,这是民族风格的主要内容。《死水》集第一首《口供》可以看出,诗人之所爱,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坚贞、高尚、爱国),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木(青松、菊花),是我国古代诗人经常歌咏的自然景色(大海、夕阳、高山),甚至喜爱喝一杯酽酽的苦茶的习惯,也是地道的中国特点。这首诗,可以说是闻一多追求新诗民族风格的一个开端。     

中国新诗的当代写作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旧诗、新诗都是汉语诗歌,尽管汉语有古代、现代之区别,但其差异不足以让古典诗歌传统和古代文化传统发生断裂。时至今日,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流淌在新诗之中,新诗也以多姿多彩的方式回归与重塑文化传统,在螺旋上升式的循环中促使传统文化发生现代转换。这种转换的形态也是多样化的,比如,精神追求上对普遍和谐观念的回望与超越,思维方式上直觉与理性的互渗和交融,美学品格上抒情性与叙事化的辩证统一。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从来不会主动流传到个人手中,如何进入并弘扬传统,是对包括诗人在内的每个人的严峻考验,新诗作者必须自觉接受从语言、诗学到文化层面的多重考验。     

新诗30年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

新诗的起源与命名决定了新诗是一种偏激的文体,先锋性、动态性文体特征导致其得失共存.30年来的新诗主要有五大成就和五大问题,还应加强三方面的建设.30年来的先锋诗颇能呈现新诗为中国思想解放所做的贡献,很多诗人争做诗意的先锋而非诗艺的先锋.诗人的"纯文学"写作同样具有政治革命的潜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新诗.     

新时期：重庆诗人的黄金期

老诗人、"归来者"、新来者的合唱,构成了重庆新诗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新时期的诗歌高潮全部都是本地 诗人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重庆新诗发展史上迄今最为辉煌的一章。     

现代中国诗歌"城市抒写"的审美特质

新诗的百年发展始终与城市文化紧密相关,城市文化是诗歌的重要话语资源,它使得新诗有着不同于古典诗的全新境遇,并且改变了诗人认识世界、感觉世界的基本模式,促进着诗人现代精神体验和审美经验的形成.在现代性命题的精神背景下,诗人以文本化的方式对"语词城市"进行着艺术抒写,诗人在追求前卫与创新的诗美过程中,逐步确立起现代都市主体的独立精神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