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治理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治理网络谣言是保护公民权益、维护社会安全、彰显正义和谐的社会管理新课题，也是一个国际性的课题。欧美等国尽管奉保护言论和信息传播自由为圭臬，但对网络谣言也进行整治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在治理网络谣言的实践中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特别在依法进行治理、推行行业自律、大道消息透明、倡导网络伦理和利用科技管理等方面见长。考察和梳理这些国家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同时管理和净化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经验，将为我国治理网络谣言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基于SIR模型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令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极易污浊民众思想、混沌网络生态.为避免网络谣言继发作用于现实空间,必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网络谣言治理.经典SIR传染病模型在人群分类、扩散原理上与信息传播存在相似性,其降低感染率、提高免疫率、把控潜伏期等思路能够予以网络谣言治理以启发.厘清SIR模型利用传播节点、传播过程控制疾病流行的有效举措,可梳理出网络谣言的易感者、感染者、免疫者及传播链条,并进一步提出具体治理策略,如把控传播要素、利用"空窗期"和抓取重要节点等,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新的策略参考.     

网络谣言入罪的认定及其社会危害性

网络谣言犯罪作为一种偏激的言论表达,是一些人利用网民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误听误信,实施诋毁他人名誉等非法目的的行为。网络谣言的本质属性不在于没有事实依据而是"未经证实"。从主观要件看,网络谣言犯罪要求行为人知道信息已经超越合理怀疑范围,可能为假仍予以发布传播。从社会危害性看,尽管网络谣言犯罪是通过网络言论实施的,但不管侵犯的是个人法益还是公共秩序,其本质都是传统法益的网络再现,而非完全异质的新型法益。     

涉众型网络谣言刑事治理的规范逻辑与责任边界

网络谣言的实质内涵是“未经证实”,而非必然虚假。在此基础上,涉众型网络谣言其实同时具有言论表达的积极建构性与公共秩序的消极侵蚀性两种潜在效能。因此,在运用刑事手段治理涉众型网络谣言时,基本的规范逻辑在于维持社会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动态平衡,谨防过度化的刑事治理消解言论自由的应然空间。为了在言论自由与刑事犯罪之间预留合理的缓冲空间,应当在形式解释论的指引下严格限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并通过对“虚假信息”的二元限定、“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范围限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限缩来重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规制范围。     

论对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

网络谣言具有传播速度惊人、受众范围广、证伪困难等特征,从而具有一般谣言无可比拟的危害。我国对于网络谣言的规制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立法缺乏专业性以及网络监管的权力结构不合理等原因,网络谣言治理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先进经验,今后我国政府应通过完善立法惩处造谣传谣者、明确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推广网络实名制、强调互联网行业自律和网民自律以及革新网络规制技术等方面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同时,应当在制止网络谣言和保护言论自由之间划定精准的界线。     

传播社会学视域下网络谣言多维防控路径

网络公共领域不仅是虚拟社会的载体,而且是社会现实的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进一步发展,互联网逐渐沦为利益表达、情感宣泄、谣言传播的平台。在不断嬗变的网络信息时代,单一的防控路径难以应对实践中网络谣言治理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其规制效果不明显,甚至有侵犯公民权利之虞。在网络公共秩序现实化治理的新常态下,网络谣言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通过对网络谣言情势介评及传播、扩散之路径的全面分析,多维度构筑了与其适配的防范与治理体系,以实现网络谣言治理的多措并举。     

论自媒体传播中的公共性缺失

自媒体传播中尚存公共性缺失的现象,包括自媒体传播中存在大量不实信息、谣言,传播主体缺少独立判断；自媒体传播的内容有限,对公共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参与尚未得到有效开发；自媒体传播中传播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称、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责任认定的缺失,也影响着其公共性内涵的丧失.基于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缺失,应该鼓励自媒体传播主体慎议和自省,培养良好的公共话语,同时保持自媒体传播和主流媒体传播的平等性,并且制定灵活的谣言纠察机制.     

受众心理视角下的网络谣言生成与治理——以"艾滋女"事件为例

网络谣言泛滥于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受众在现实矛盾中滋生的情绪和心理,转移到被热议的话题中,而不在乎这个话题本身是否真实,此时的话题只是发表言论和抒发情感的借题。受众的同情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泄愤心理、投射心理等多种复杂综合的心理状态,推动着谣言从发布、轻信、增添、扩散到成为焦点,这既促成了网络谣言生成的整个传播过程,又体现了网络谣言生成的受众心理过程。因此,要遏制网络谣言的泛滥,就必须对网络传播主体和受众进行规范和教育引导,并且政府和有关媒介也要负起管制和监督的责任,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完善网络谣言管理的机制。     

提升微博在社会管理中的正能量

近几年来,一种140字的微博文字应用,正悄然改变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官方的治理方式。本文通过介绍微博的诞生和传播原理、微博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社会动员力强等特性,以及微博不良信息易引发公共舆论事件、造成舆论失控、导致谣言泛滥等不利因素,提出在现实条件下完善网络信息服务许可、从顶层制度设计规范微博传播服务、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强化网络技术对负面信息的监管运用、注重行业内部监管以及提高网民道德自律意识等措施,提升微博在社会管理中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提升微博在社会管理中的正能量简

近几年来，一种140字的微博文字应用，正悄然改变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官方的治理方式。本文通过介绍微博的诞生和传播原理、微博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社会动员力强等特性，以及微博不良信息易引发公共舆论事件、造成舆论失控、导致谣言泛滥等不利因素，提出在现实条件下完善网络信息服务许可、从顶层制度设计规范微博传播服务、加强网络舆论引导、强化网络技术对负面信息的监管运用、注重行业内部监管以及提高网民道德自律意识等措施，提升微博在社会管理中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受众心理分析视角的网络谣言治理

网络受众是网络谣言传播的主体,其不同的心理状态推动了网络谣言的生成与传播。网络受众的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泄愤心理、从众心理、窥私心理、投射心理以及选择心理等多种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些心理状态的成因在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政府公信力低以及受众理性精神不足。唯有通过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健全网络法治监管,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建立辟谣中介组织以及加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等途径,才能培育成熟的网络受众心理,从而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网络环境下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传播模式

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突发性公共事件谣言传播的主要工具。本文从模式的内涵出发,构建了突发性群体事件谣言的网络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谣言传播给群体事件带来的质的改变。     

针对网络谣言的政府义务

目前,"谣言"一词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但迄今并未形成一个众所公认的基本界定.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总结出有关"网络谣言"的两个较为显见的特征:其一,网络谣言借助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技术加以扩散,其传播更为迅捷,受众更广;其二,"网络谣言"多与当前受瞩目的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相关,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不过,某些网络谣言虽关涉公共事件,但其本身对社会生活并不构成实质影响,而最多只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这些网络谣言,听之任之也无妨;但当网络谣言将对社会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时,那么由于现代国家中的政府担负着对公众的生存照顾义务,因而平息可能招致严重弊害的谣言、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便成为了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路径探析

新冠疫情背景下网络谣言的法治化治理是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的基础.新冠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渠道立体化、内容碎片化、扩散速度实时化、动机多样化等传播特点.谣言治理中存在惩处力度不足、政府单向主导化治谣、言论自由和网络谣言界限不清、“塔西佗陷阱”和“老谣新传”等治理难题.基于法律与政策关系、多维共治理念、比例原则、法律普及和技术治理等法治理念的考量,建议提高网络谣言治理的立法层次和系统化程度、培育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规范谣言司法治理的谦抑性、增强技术手段下辟谣平台和谣言预警机制建设、建立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沟通机制,维护舆论的正向聚合效应.     

网络谣言的形成、传导与舆情引导机制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网络谣言不再局限于特定人群、特定时空、特定范围的传播,其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呈几何级数增长。降低网络谣言的危害,必须努力把握其形成机理及其传导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创新和加强社会管理,强化网络舆情分析研判,保障民生需求,维护群众利益;坚持信息透明原则,及时公布准确信息;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加快培养微博意见领袖。媒体应该自觉承担清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民众的谣言免疫力,从而构建起应对网络谣言的长效机制。     

网络政治谣言的危害及治理

全媒体时代,网络政治谣言表现出传播路径圈群化、传播速度迅猛化、传播话语修饰性等新特征。就其本质而言,网络政治谣言是一种"反主流文化和价值"的存在,它不仅扰乱稳定的政治生态,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还影响人们对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对此,政府应通过加强网民思想政治教育、提升网民政治素养,强化网络监管、依法打击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及时辟谣、构建政府信息公开长效机制等措施,斩断网络政治谣言传播的链条,消除网络政治谣言的不利影响。     

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产生的心理机制与治理路径

在全媒体时代,谣言借助现代媒介以新的特征广泛传播,由于网络谣言具有群圈化、图像化、短暂性和非恶意性等特征,容易迅速传播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控制谣言传播、引导舆论方向将成为治理工作的重点之一。谣言产生的心理机制主要包括个体层面的主观想象与推测的助力、情绪上恐慌与孤独的综合性效应以及从众心理下集体记忆与压力的社会影响等。故而应着力及时、直接、明确地洞悉谣言内容,并借助立体的“辟谣领袖”与“辟谣平台”叠加和强化辟谣手段,以释放碎片化情景下的恐慌;通过智能算法机制提高辟谣信息的达到率,提升治理谣言的精准度;充分利用全媒体优势,拓展辟谣信息覆盖面,以全程、全息、全效的报道方式降低集体压力。     

网络舆情对公共决策的双重影响

网络舆情的主体多元、内容丰富、传播迅捷等特点,正重塑传统公共决策的信息生态,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进公共决策的民主进程,提高公共决策的有效性、交互性与公信力。然而虚拟开放的网络空间信息庞杂,难以验证的舆情信息可能误导公共决策偏离科学轨道,数字鸿沟与网络信息结构失衡会对公共决策公正性造成影响,群体极化和网络暴力不利于公共决策的有效治理。在公共事务网络舆情倍增条件下应高度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疏导与管控:要推进信息基础建设,改进网络舆情的民意代表性;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提高网民公共事务参与理性;促进政务信息公开,建立网络舆情长效回应机制;完善网络监管机制,为公共决策营造良好环境;优化公共决策机制,切实提升政府治理实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的传播及治理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于疫情防控等健康相关的信息密切关注,在此期间谣言的大肆传播对疫情的防控、社会秩序的管理、公众的身心健康以及国家的形象和声誉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对疫情期间主要社交网络平台上谣言的出现、生成偏好、个体功能以及危害等问题的研究,以及疫情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治理谣言的对策和现状的梳理,有利于对疫情期间的谣言进行治理。     

论公共冲突过程中谣言的作用、传播与防控

谣言对公共冲突的爆发、扩散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包括导致认知偏差、激发负面情绪、形成单向度价值判断、强化群体性思维.信息"饥渴"与有效信忠供给不足是谣言传播的最主要条件.信息需求增加与供给相对不足,以及谣言传播手段的电子化,使得谣言防控面临极大挑战.应对这种挑战需要明确防控谣言,但并不是压制谣言,而是针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主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