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獠人的书写变迁史

獠人在唐代具有族类泛称的“獠”、社会阶层的“奴”、地域歧视的“南方人”三重内涵。獠人概念的多元化表明,原本作为非华夏族称的“獠”衍生出华夏阶层、地域性称谓,从华夏外部的族群分类向内部的人群分类转换。随着南方华夏化的推进,南北朝以来泛指巴蜀非华夏族群的獠人在唐代重新分化出专称獠属,同时巴蜀獠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逐渐清晰。相反的是,岭南獠人的边界急剧扩张,“獠”替代了“俚”成为唐代岭南非华夏族群的泛称。由于岭南俚人的华夏化先于獠人,唐代“俚”的族类含义消减,作为华夏内部阶层、文化指称的倾向日益突出,其过程与“獠”概念的嬗变如出一辙。相较于“客观实体”论,从“族类观念”的视角观察中古南方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与民族关系,或许可以更加贴近当时人的认知。     

先秦羌戎融华考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汉族的祖先——华夏族为中心,四周居住着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而这些兄弟民族大都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少数虽然出现了部落联盟和国家,但是最后不免被强国所征服。《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这种夷、蛮、戎、狄的称号,并不是指四种民族,而是华夏人对他们的通称。它们既不是氏族,也不是部落,更不是民族,而是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例如戎,不是指戴甲负戈的人,而是泛指西方的游牧民族。     

“草原丝绸之路”—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

1 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就与游牧于泾、洛水以西和以北草原地区的诸戎、狄部族之间有了频繁交往联系。周武王伐纣后建都洛阳,后又迁都于丰镐时,西北和北方的戎、狄诸游牧部族,派遣入贡使者,驰命走驿,前来中原的洛都、镐京等地,“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游牧民族大举内迁南下,在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地区,形成戎、狄诸族与华夏族犬牙错居的局面。当时,分布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诸游牧部族,通过迁徙在内地的戎、狄各部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有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猃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别考

几十年来,对于有周一代民族关系的研究,已使人们逐渐抛弃传统的“四裔”观念,趋向于一个新的认识,即上古时代的蛮、夷、戎、狄只是周人以外各族的混称,并不能严格区别当时各部族集团的族属;同时,以上各族也并不限居于中原以外的四边,而是与周人各封国插花般地错居杂处。这个认识无疑是比较接近于历史实际的。但随之     

评《氐族史》

氐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南北朝以后,氐族逐渐融汇于汉族等民族中。由杨铭撰写、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氐族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氐族史的专著,是民族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纵观全书,有以下特点: 一、篇章整齐,结构合理。写民族史最忌有始无终和有终无始,或者拦腰截断,出现一段空白。《氐族史》作者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一问题的,故此书的篇章结构颇具匠心。从纵的线索看,此书章目立有:先秦、汉魏、西晋十六国前期的氐族,继之以“前秦与后凉”、“仇池诸国”、“南北朝时期的氐族”、“氐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等。按照人们熟     

禹族西兴东渐及其在黄河中下游的活动初探

禹族或曰夏部族起源于上古西羌 ,并在岷江上中游地区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和治水经验 ,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由西东渐黄河流域 ,成为尧舜部族联盟的重要成分。伴随着洪水治理和夏、夷两大族群的起伏跌宕的政治互动 ,禹族或曰夏部族的诸多支系在虞夏之际即已徙居或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在那一带留下了凝淀有丰富古代信息的诸多传说、史迹和今昔地名     

楚人的华夏观及其神话论略

源于中原华夏族的楚人,在其所封楚蛮之地筚路蓝缕,励精图治,融楚蛮、并越濮、占诸夏,由"蕞尔之邦"到"地方五千里",由"蛮夷"而"华夏",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楚国楚民,壮大了华夏族,为统一的秦汉帝国及"华夏—汉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疆域与民族基础。楚人坚定的华夏观及其对华夏文化的接受与认同,特别是对黄帝世系及华夏神话的尊崇与认同,是楚人实行疆域扩张、民族融合、兴邦强国、回归华夏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卷首语

大哲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淡漠“民族”而习语“天下”；中国人观念中缺乏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但，这天下、这世界，是由中国文化圈定的。用一句时尚词语说，这里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中国文化制定并主宰，于是便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居“中央之国”的华夏是天下惟一的文明所在，而东之九夷、北之八狄、西之七戎、南之六蛮皆不过嗷嗷以待华夏礼仪文明哺乳的群落，华夏文明化成天下天经地义；而更要紧的是，“化”或“不化”才是夏夷分别的尺标，化者夷则夏之，不化者夏则夷之。由此才见出孔夫子…     

周族与西戎

综观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历史，他们的兴起都有戎夷相辅助，它们的灭亡也都有戎夷力量参与其间。而夏、商、周三族与四夷的关系之中，以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最为密切。西周王朝的兴衰成败都与西戎关系至为密切，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推测周、戎关系的古老因缘周族和西戎都与上古的炎黄部族具有渊源关系。根据上古传说，黄帝、炎帝部族活动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它们与活动于海岱地区的太吴、少吴分别为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首领。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     

濮、越民族考——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

文章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对濮、越进行了探讨,认为濮、越是源于不同地域、不同原始文化的两个不同的古代族群。后由于历史原因,濮人不断向西、南、西南迁徙,到达了我国西南地区,与部分越人错居杂处,魏晋以后濮、越皆被称为僚,最后越人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族,而濮人除部分融合于越系、氐羌系民族外,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现代的仡佬族。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并存并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作为“多数民族”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未形成前,无所谓“少数民族”。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司马迁“北有强胡,南有大汉”的分野观念,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     

青藏茶马古道视域下的陇西走廊民族关系探究

陇西走廊是青藏茶马古道上的关键区域,对于古道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陇西走廊自先秦至宋代的民族关系发展历程表明,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主要是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的矛盾;青藏茶马古道的开通促使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唐宋时期发生了重大转变,青藏茶马古道的四大支柱——经贸交流、政治沟通、宗教交往、民族融合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得以形成。陇西走廊民族关系的转变,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的缩影,凸显了西南茶马古道的民族史意义。     

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

民族应该划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匈奴族、蒙古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中华民族(即国族)等等。目前一些学者所引用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不过是广义的"国族"定义而已,既不包括狭义民族,也不包括其余的广义民族,不能颠覆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从西方传入的"族群"概念涵义模糊,如果说"族群"是处于"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的话,那么,"族群"就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景,是十分有害的;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下位的话,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高明多少;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的话,更没有必要用"族群"颠覆"民族"。我国学者已经在吸取、改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没有必要以西方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民族理论为圭臬,并按照他们的理论用"国族"和"族群"去颠覆民族,应该形成我们自己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话语权。     

地方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屈川著《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读后

“都掌蛮”是古代活跃在今四川宜宾、泸州 (古合称“戎泸”或“泸叙”) 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出于个人的专业兴趣, 我对这个课题十分关注, 读到新近出版的屈川先生著《都掌蛮———一个消亡民族的历史与文化》〔1(下称《都掌》), 自然十分高兴。读过全书, 以为这是一本资料丰富, 具有新意的民族史著作, 十分乐意向大家推荐。全书从族属源流、社会演进、民族消亡、悬棺葬俗铜鼓文化、岩画史诗等 6个方面对泸叙地区都掌蛮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附录有对建武城崇报祠明碑的考述, 一部民族史面貌已灿然大具。宜宾在秦汉时期为…     

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分布格局与文化变迁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藏彝走廊”为氐羌系统民族由西北向西南迁徙,并在迁徙途中同源异流分化出众多民族之通道。而在唐代藏彝走廊西部边缘特殊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则是由洱海东部、北部诸部族向北、向南和向西迁徙,并呈现出乌蛮“正种”与乌蛮“别种”之间的文化普同性与差异性并存、“汉裳蛮”的“夷化”以及乌蛮与白蛮的“汉化”并存等动态性的文化变迁特点。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之戎地望辨析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的戎人,长期以来,被认为在楚国西部.据《左传》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杜注:"戎,山夷也.大林、阳丘、訾枝,皆楚邑."对于这支戎人的所在,未曾言及.到了孔颖达作疏,事情似乎有所明朗.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各从方号.……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间之民,夷为四方总号,故云山夷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戎在楚西的最早陈述.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1905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1939年运用“族团”(ethnic union)概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其1988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ενοs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