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名称问题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比较典型,值得重视。关于这幅帛画的名称,在《文物》杂志上看到三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是“非衣”;有的说是“画荒”;还有的说是“铭旌”。经过了仔细地研读三种意见之后,我认为铭旌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论证还嫌不够充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与屈原《招魂》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以它丰富的内容、完美的构图、鲜丽的色彩、奇特的风格、高超的技巧而博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和珍视。关于帛画的内容,许多同志已著文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但仍有一些地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笔者以为,若能用屈原的《招魂》来作系统地、全面地对照和考证,帛画上所存在的问题,是能够由《招魂》的启发而得到解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逻辑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从"斗争哲学"到"和谐辩证法"、从"以人民为本"到"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逻辑。它们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角度描绘了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景图。本体论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前提,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逻辑是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认知方式,价值论逻辑是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的目的,四重逻辑内在地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进程。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重在四个结合

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注重四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发展相结合、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拓创新相结合、与中国当前热点问题相结合。     

《资本论》中资本辩证法的四重时间化展开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的辩证法,《资本论》对这种倒立辩证法进行了实在性的倒转,其重要表现就是资本辩证法的四重时间化展开。第一,马克思将具体劳动时间作为资本的形成方式,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抽象的主体形成方式与运动方向;第二,马克思将抽象劳动时间作为资本的实体内容,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主体内容和动力的非实在性;第三,马克思将自然时间作为资本运动的组成要素和展开形式,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历程的非实在性;第四,马克思将同时性作为资本运动的存在前提和动力基础,倒转了黑格尔辩证法主体与动力的非现实性。从时间的角度研究《资本论》的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倒转,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有助于凸显马克思的时间哲学、辩证法思想在思想史中的重要贡献。     

概论主体与客体的四重关系

主体和客体作为认识结构的两极,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分裂的,而是在实践总体中生成与创造、建构与重构的。“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不仅客体方面,而且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 作为现实主体的人,其规定性至少有三:一是客观现实性。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自然力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简言之,主体首先是一种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而且,对于人的活动来说,“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二是自觉能动性。马克思主体观的本质规定性是“实践存在物”,是“感性活动“,而不是“感性存在”。人区别于物的能动性就在于它具有积极主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鉴此,主体不仅是自然存     

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四重关系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区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使得“文化自觉”的问题日益紧迫地突显出来。因为只有首先获得了“文化自觉”,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 ,才有可能最为合理地实现融合 ,才有可能最为持久地推动发展 ,从而逐步达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为此 ,本刊创办了“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学术专栏 ,吁请国内外学者积极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社会工作在地化的脱嵌与重嵌

当前社会工作呈现嵌入式发展状态,表现为制度设计的宏观嵌入、服务空间的部分嵌入、专业发展的渐进嵌入。社会工作在地化嵌入的同时还存在着行政管理倾向限制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量化指标导向影响社会工作理念的初衷、社工流失趋向阻碍社工队伍的壮大等脱嵌表征。为此,应通过构建多元参与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向;通过赋权服务案主、强化评估伦理,确保指标式考核向全方位考评转向;通过制度化回应社工人才发展诉求,推动社会工作"内卷化"向职业化转向,寻找社会工作在地化发展的重嵌策略。只有通过在地化策略,才能在脱嵌中找寻社会工作重嵌的途径;只有回归本原,才能在重嵌中找到社会为本的传统。     

从一重“考验”到四重“考验”——中共执政忧患意识衍化考察

综观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发展历程,始终保持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是其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30年,中国共产党主要担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这一地位转换所产生的执政考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考验与执政考验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担心的两大问题。中共十四大后,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考验开始凸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将外部环境的考验提升到与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同样重要的地位。这一衍化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未来要经受各种执政风险与考验,中国共产党还要不断发展和强化执政忧患意识,将忧党之心与兴党之责落实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之中。     

生态文明概念的四重意蕴:一种术语学阐释

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在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至少包含四重意蕴的概念。其一,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其二,生态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其三,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则是指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适当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其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则是指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其中,前两者基础上的综合应该是一种更为完整的"生态文明观念"的概括,后两点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不同学术视角和语境下的理论概括或表述。单就学术术语的精准性或科学性来说,这样一种生态文明概念的局限性或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中国版的生态文明概念或理论依然展露了清晰而深刻的绿色变革意蕴。也就是说,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称之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在现代工业文明解构与生态文明建构的意义上。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探寻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四重证据法与人文创新

文章提出改造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little tradition)概念,按照符号学分类指标重审中国文化传统,把汉字编码的书面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的神话思维视为大传统。提示生活在文字编码小传统中的当代人,如何利用现代新知识所提供的多重证据,如先于汉字出现的玉器符号,超越文字符号的遮蔽和局限,洞悉大传统的奥妙。新兴的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倡导实地考察的田野作业,打开突破小传统拘限的知识新格局。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山河大地可当做大书来解读。从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的经验可知,对于读万卷书的知识人,行万里路的民间调研功夫,是摆脱小传统书本主义限制,洞悉大传统的关键。从方法论上归纳,可将新出土的文字作为二重证据,将文献之外的田野调查的口传活态文化传承作为三重证据,将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等非文字符号视为四重证据。以四重证据法重新探寻文化大传统,获得超越前代的人文创新方法和认识境界。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

由于审判的贬黜功能 ,审判不应多次重复。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在两大法系中为克服重复追诉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它们在理论基础、不同“事”的时间区分点、同一性的判断标准及例外等方面差别甚大。我国目前不具备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条件 ,应在吸收两者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在我国实施一事不再理原则 ,应废除检察院对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 ;并应对再审程序进行改革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的三重维度与多重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与传播的重要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科学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实现理论本土化的关键一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四重力量

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要正确理解把握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真理力量、文化力量、领导力量和内生力量。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需要四种力量的持续发力。     

《诗论》“四章”新考与《关雎》五章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第十四简“四章”一词,学界看法不一,所言与《诗论》关于《关雎》的评说和历史上对《关雎》的分章均不能严合。通过考证可知,其所指为《关雎》五章中的后四个章节;《关雎》分为五章接近于诗篇原创的分章,是三种分章中最合适的一种。     

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共有的四重基本特质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可视为康德义务论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与重建,究其内缘,乃是因为哈贝马斯在其伦理学探究上始终坚守理性的立场、追求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理想性、客观性、批判性与普遍有效性,凡此种种又与其对康德义务论伦理学之基本特质的借镜密不可分.二者共有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对于"目的论"而言的"义务论",二是相对于"非认知主义"而言的"认知主义",三是相对于"实质主义"而言的"形式主义",四是相对于"相对主义"而言的"普遍主义".明辨这些基本特质,无疑有助于认识哈贝马斯和康德在道德哲学运思上的理论秉性与把捉二者在伦理诉求上的基本旨归.     

金融化、金融异化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本质二重规定性的解读

金融本质具有二重规定性:最大限度地跨时空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规定性和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价值规定性。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金融化的深化将促进人类的现代化步入新境界。但金融化又具有金融异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本性的推动下,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吸纳民众的闲散资本、从实体经济"抽血"以及尽可能将各种资源证券化实现扩张,这使得金融逐渐脱离了其本质的原在规定性,走向了异化。而金融异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异化外化的表现。